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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车冲出院区大门的那一刻，吴刚的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他趴在车厢地板上，后脑勺抵着冰冷的铁皮，眼睛死死盯着后窗玻璃外面飞速后退的灯光。
医院的大门越来越远，急诊楼顶上的红色十字标志渐渐缩小成一个模糊的光点，最后被一个转弯彻底吞没。身后的警笛声没有响。没有人追上来。
吴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吸了一口。车厢里的空气混浊，带着汽油味和灰尘味，但此刻他觉得这是他呼吸过的最甜美的空气。他的嘴角慢慢咧开，先是微微上扬，然后越咧越大，最后变成了一种近乎癫狂的、无声的笑。
他的肩膀在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压抑了太久的、终于释放出来的狂喜。
自由了。
这个念头像一束光，猛地劈开了他脑子里那片沉甸甸的黑暗。他自由了。他不用再回到那间软包的谈话室，不用再面对严谨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不用再听那些翻来覆去的问话，不用再在深夜被自己做过的事惊醒。他自由了。他可以重新开始，可以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换一个名字，换一种活法，把吴刚这个名字和这个名字背后所有的一切都扔进垃圾桶里。
吴刚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此刻他觉得自己像一只终于挣脱了笼子的鸟，翅膀还没有完全张开，但天空已经在那里了。
他提前为自己规划好了，去金柳市，那里是最有可能逃亡境外的地方，他不会像唐明军那么傻，逃到了境外还那么高调，人这辈子只要在关键的时候赢一次就够了，相信这次李威肯定想不到，一个被抓的人，还能逃。
面包车在黑暗中疾驰。吴刚从地板上爬起来，坐到后排的座椅上，把脸贴在车窗上，试图看清外面的路。路灯的光一明一暗地打在他脸上，他的眼睛亮得惊人，像两个燃烧的煤球。他看到了熟悉的街角，看到了那家他曾经去过几次的饭店的招牌，看到了凌平市郊最后一个红绿灯。车子驶过了那条界线，从市区进入了郊县，道路变得颠簸起来，两旁的建筑物越来越少，田野和树林越来越多。
他彻底离开了凌平。
“值了。”他低声对自己说。这一次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嘴角是向上的，心里是滚烫的。他这辈子值了，不是因为享受过了，而是因为他从那个所有人都以为他插翅难飞的笼子里逃了出来。省纪委、省公安厅、李威，他们都以为他吴刚已经是瓮中之鳖，可他还是跑出来了。
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一个比任何官位、任何财富都让他激动的胜利。
面包车一直在黑暗中行驶，速度越来越快，外面一片荒凉，吴刚很困，但他不敢睡，在确定完全安全之前，不能睡。
车厢里没有人跟他说话。司机一言不发，副驾驶上的人也不回头，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壮汉更是像一尊雕塑，从头到尾连姿势都没变过。
但他心里有很多问题。
车是谁安排的？从窗户外面接应他的人是谁？面包车的司机是谁？他们要把他送到哪里去？以后怎么办？
这些问题像一群苍蝇一样在他脑子里嗡嗡地飞，赶不走，也抓不住。他用力摇了摇头，额头上的伤口又疼了一下，血已经不再流了，但纱布已经被浸透，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很不舒服。
车终于停了。
车门从外面被拉开，冷风灌了进来。吴刚眯着眼睛往外看，发现车停在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地方。不是城市，不是乡镇，而是一片荒郊野外，四周黑漆漆的，只能看到远处几棵树影在风中摇晃。脚下是碎石子铺的地面，踩上去吱嘎作响。
他被人扶着下了车，膝盖还在发软，在地上踉跄了两步才站稳。
前面是一座孤零零的院子，灰色的砖墙大约两米高，墙头上拉着铁丝网。院子里有一栋两层的小楼，楼里亮着灯，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橘黄色的，在漆黑的荒野中显得格外温暖，也格外诡异。
“进去。”
身后的人推了他一把。吴刚没有反抗，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反抗没有任何意义。他迈开步子，踩着碎石子路，朝那栋亮着灯的小楼走去。
门是铁皮的，刷着暗红色的漆，漆面已经斑驳，露出下面锈迹斑斑的铁皮。门没有锁，他一推就开了。
里面的陈设出乎他的意料。
不是他想象的那种藏污纳垢的窝点，而是一间布置得相当舒适的客厅。真皮沙发，实木茶几，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角落里立着一台饮水机，茶几上还摆着一盘水果。如果不是窗外那片荒郊野外的黑暗，他几乎以为自己走进了一家普通的农家乐。
沙发上坐着一个人。
那人五十来岁，穿着一件深棕色的夹克衫，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他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已经积了很长一截，像是一直在等，等了很久。
吴刚看到那个人的时候，脚步顿住了。
他认识这个人。不，不能说是认识，只能说是见过。在金柳市的一次商务饭局上，这个人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也没有人主动跟他搭话。当时有人小声告诉吴刚，说这个人是做木材生意的，在金柳市有些门路，但上不了台面。吴刚当时只是礼节性地点了点头，根本没有把这个人放在眼里。
但此刻，这个人坐在沙发上，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的目光看着他，像在打量一件终于到手的货物。
“吴市长，一路辛苦。”那人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站起来，伸出手，“咱们又见面了。上一次在金柳，您可能不记得我了。”
吴刚没有握他的手。他站在客厅中间，身上的病号服皱巴巴的，脚上还穿着医院的一次性拖鞋，头发凌乱，额头缠着渗血的纱布，狼狈得像一个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但他努力挺直了腰杆，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发虚。
“你是杨宝昌的人？”
那人笑了笑，把手收回去，重新坐回沙发上，翘起二郎腿。
“吴市长，您不用管我是谁的人。您只需要知道，从现在开始，您的安全由我负责。这个地方很安全，方圆十公里没有人家，最近的公路在七公里以外。您在这里住几天，等风声过了，我们再安排您转移。”
“转移到哪里？”
“这个您也不用操心，到时候自然有人告诉您。”
吴刚盯着那人看了几秒钟，忽然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信任，不是安心，而是一种认命之后才会有的、破罐子破摔式的坦然。
他走到沙发对面，一屁股坐了下来。沙发很软，他整个人陷了进去，像是被一双巨大的手掌托住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坐过这么舒服的沙发了，在医院的那张硬板床上躺了两天，浑身的骨头都在抗议。此刻陷进这张沙发里，他觉得自己像一块冰，正在一点一点地融化。
“给我一根烟。”他说。
那人从茶几上拿起烟盒，抽出一根，递给他，又掏出打火机给他点上。吴刚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从鼻腔里喷出来，在他面前形成一团白色的雾。他已经好几年没有抽过烟了，谭冰不喜欢烟味，他戒了。此刻这根烟的味道又苦又辣，呛得他想咳嗽，但他忍住了，又吸了一口。
烟在指间燃烧，发出细微的嗤嗤声。吴刚看着那一点明灭的火光，忽然觉得有点恍惚。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根发黑的灯管，想着自己这一辈子值不值。现在他坐在这间陌生的客厅里，抽着烟，等着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明天。
人生真是荒唐。
“吃的在厨房，冰箱里有菜，有肉，有鸡蛋，够吃一个礼拜。楼上有床，被子是干净的，卫生间有热水。”那人站起来，拿起搭在沙发扶手上的一件外套，披在身上，“我先走了，明天晚上再来。您好好休息，别乱跑。这附近没有人家，也没有车，跑也跑不远。”
他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吴刚。
“对了，吴市长，还有一件事。”
“说。”
“您的手机，不能用了。这个屋里有电话，但只能打内线，外面的号码拨不出去。您需要什么，用那个电话拨‘1’，会有人接。”
吴刚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门关上了。院子里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然后轮胎碾过碎石子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夜色里。
吴刚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手里夹着那根快要燃尽的烟。烟灰掉在他的病号服上，他没有去掸，就那么看着它从白色的布料上滚落，掉在地板上，碎成几截。
他环顾四周，目光从沙发移到茶几，从茶几移到墙上那幅山水画，从山水画移到角落里的饮水机。这间屋子干净、整洁、舒适，但有一种说不出的冰冷。不是温度上的冷，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被遗弃的冷。像是一件被暂时存放的行李，等着被人取走，或者被人遗忘。
他站起来，走上二楼。楼梯是水泥砌的，没有铺地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咚咚咚的，像心跳。二楼有三间房，他推开中间那间，里面有一张双人床，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灯罩是米黄色的，上面印着一朵已经褪色的花。被子是碎花的，洗得发白，叠得整整齐齐。
他走到床边，坐下来。
床垫很软，比他睡过的任何一张床都软。
他慢慢地躺下去，身体一点一点地陷进床垫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吞没了。他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吊灯，灯罩上落满了灰，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手机早就不可能用了，因为被省纪委收走，里面的通讯录、短信、备忘录，全都没了。那些东西记录了他大半辈子的轨迹，现在被人翻看，被人分析，被人当成证据装订成册。
想到这里，他忽然觉得有点可惜。不是可惜那些证据，而是可惜那些记忆。有些记忆，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存在手机里的东西。
他从床上坐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一片漆黑，看不到任何灯火，听不到任何声音。
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吹得窗帘微微晃动。他把手贴在玻璃上，玻璃是冰的，冰冷透过掌心传遍全身，让他打了个寒颤。
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声响。
不是脚步声，不是说话声，而是一种很轻的、有规律的敲击声，像是有人在用什么东西敲打铁皮门。
吴刚竖起耳朵听了听，那声音停了，然后又响起来，三下，停顿，三下，停顿，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