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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商鞅时就已经明了，任何朝廷法制的根本，都在于耕战。换言之，一个国家的富强与否，一在田土，二在户籍。厘清国家的田土，才有粮秣与财赀作为税收，登记各地的丁口，然后才能徵调兵员作战，只有如此，国家才有力量削平乱世，安定江山。
而在刘羡称帝前后的这个时期，他难免发现，除去益州这个他已经经营了六年的大本营以外，新得的州郡之中，帐簿上的田土和户籍，少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
以荆州为例，在司马炎平定东吴以后，也就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当时荆州有二十二郡，一百六十九县，户三十五万七千五百四十八，口两百一十四万八千三十二，等过了二十年，经过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朝廷的大力清查，也就是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荆州帐簿上有户六十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七，口三百七十二万四千四百一十五。
这本就是一个有待商榷的数字，由于士族与隐户的存在，实际情况肯定比这还多不少。但十年之后，也就是刘羡接手之后，他将荆州与湘州的户籍合计在一起，相当于原荆州的辖区，竟然只得户二十九万，口一百六十二万。
虽说荆州前后遭受了李辰刘尼之乱、陈敏之乱、张方之乱以及汉晋战争等四场大规模战事，但由于刘弘的成功治理，中间大体上还是安定的，至少远比历经了好几年鏖战的益州要好上许多，还接收了少说二十万巴蜀流民。结果益、宁二州检籍以后，尚有丁口二百二十余万，这肯定是一个不实的数字，还有再清查的空间，但荆、湘二州反而还不如巴蜀，实在是咄咄怪事。
原因倒也不难想，刘羡在巴蜀检籍，主要是利用了天师道的宅录制度。天师道的信徒名单，有时候比郡县府中的户籍统计更准确。但荆湘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前些年刘弘为了地方稳定，不至于再生大乱，几乎对本地士人隐户揽民的种种举动听之任之，这使得州郡的秩序是恢复了，但官府掌控的户口大为减少，以致于到当今这个地步。
荆州尚且如此，江州、扬州、广州、交州四州更不用想，陈敏、王机这些人本事更不如刘弘，当地的情形只会更差。
如此下来，刘羡虽然连连胜利，但在数次大战后，除去益州外，各州郡府库多被消耗一空，当地的粮价物价飙升。虽说朝中堆满了从各地缴获的金银珠宝，可谓堆积如山，但金银不能当饭吃，甚至发给郡县府吏做俸禄，吏员都大为不满，说很多物资已经有价无市。
因此，在过往的几年里，晋廷面对这种困境，想要获得物资人力，基本是靠刘弘留下来的积蓄，或是派兵强征。这也是一个办法，当年光武帝刘秀就是如此筹集军粮，允许将士们四处烧杀掳掠强集物资，从河北一路抢掠到乡梓南阳，甚至逼反了重将邓奉。
但刘羡实在做不出这种事，一是道德不允许，二是条件也不允许。刘秀是在人口富集的河北立国，此前又正值前汉鼎盛时期，全国有六千万人口，承平日久，积蓄良多。而刘羡是在地广人稀的江南立国，天下大乱百年，人口远不如前汉，自不可能靠此做长久之计。若是强行穷兵黩武，反而可能导致国内民生的总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刘羡又要主持推广勋爵制度，要赏赐六军将士，对全军进行授田，并且落实军人的特权。而在刘羡屡次筛汰之后，如今南汉全国仍有将士三十一万，一旦将其推广开来，那必是对财政的一记重创。
因此，刘羡要设法解决这些困难，掌握田土与户籍，改善府库的收支，就必须要进行深入改制。而改制就需要强大的武力作为助力，有了坚实的军队制度作为基础，后续改革才能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分析商鞅当年推行军功爵制度，其实也是如此，军功爵只是一部份，其存在与商鞅推行的另一制度紧密相连，即什伍连坐制。商鞅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强制分户独立编户，将民众编为什伍单位，实行相互纠举揭发，未告奸者同罪。如此将秦国政府的权力深入到每一户，才能将军功爵制推广于全国。
因此，相比于军功爵制度，勋爵制表面上看似极为相像，但因为没有波及全民，实际上却全然不同，或者说，是一个充满妥协性的制度。在士族盘根错节的当下，刘羡已不可能推行什伍连坐法，民众不乐意，条件也不允许。
刘羡所有的优势，在于他作为全军统帅，一手创立了整个汉军，对军队有足够的掌控力，故而他打算以此为根本，创建一个全新的军坊制度。
简单来说，军队通常分为三类，一是禁军，二是镇兵，三是州郡兵。
所谓禁军，便是保卫京畿，守护天子的军队。所谓镇兵，便是军事重镇的常备军。所谓州郡兵，便是由州郡长官从乡县临时征募而得的义务兵。
而汉季军制演变的百年历史，简单来说，便是加强禁军与镇兵，逐步废除州郡兵的历史。
这主要是起源于曹氏家族的篡权史。曹操为了尽可能走完篡汉流程，必须得设法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便废除广泛的州郡兵，转而建立四征四镇制度，将大量的士家集中于首都或少数军事重镇，这自然能够方便曹氏与夏侯氏掌控，也能对其余反曹势力进行镇压。
当然，一旦皇室缺少军政强人，而外姓中冒出了军政强人，这同样也方便了外姓的篡权。
但从基层治理与经济开支的角度来说，这更是一个极为负面的政策。在士族壮大的情况下，地方乡县与中央的联系本就脆弱，再废除州郡兵，两者的军事联系就彻底斩断。而且还大大增加了经济负担，毕竟粮秣从地方上运到首都与军事重镇，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而朝廷还要设法置办马匹、甲仗、辎重，又要从京畿和军镇到地方上进行采购，这又是一笔损耗。
卢志对此评价道：「古往今来，朝廷想要在赋税财政上有所作为，无非是四个字——开源节流，而此前的军镇制度无疑是大错特错，走到了反面——开流节源上了。」
刘羡深以为然，他问卢志道：「那以子道之见，我该如何做？」
卢志断然道：「反者道之动，魏晋以兵农分离得天下，又以兵农分离失天下，那我朝便当改弦易张，重新寓兵于农。」
于是就有了在勋爵制后，朝廷新一轮推出的军坊制度。
刘羡打算拆分打散各军，继而在现存的各州郡中广泛设立军坊，直接以县为单位，将除禁军与新组建流民军以外的大部分军队，均等地布置在各县之中。而这些士卒所居住的区域，便简称为军坊。
不论州治郡治，一个普通县的军坊，大概不过百来人到两百人不等，由当地的县尉负责管理，他们为分配来的汉卒授勋田，帮助他们在本地进行扎根，乃至成家立业。
过去两汉在县下设乡，乡下设亭，亭下设里，如今这些基层建制已经大部废弛，混乱不堪。而今借著这个授勋田的机会，正好可以让士卒们深入到各个村社之中。而他们又有荫户免税的特权，很容易便被当地人所接纳，这样就可以作为朝廷扎根地方的楔子，撕开基层治理的第一道口子，并宣传朝廷的政策。
而根据寓兵于农的理念，军坊将把汉卒的吃穿用度供给，从以前由军镇负责，改成由县府的军坊负责，军坊负责协调地方分担，虽然县府同样要给士卒供给粮秣，但因减少了县府转运到军镇造成的粮秣损耗，支出就大大减少了，甚至在徵调兵力之初，士卒自己就能从军坊中领取一部分粮秣，自行运往前线，又是一笔省去的开支。
当然，省去的开支还不止于此，须知勋爵制赋予汉兵的不只有特权，同时还有义务。对于普通的汉军士卒，他们固然享受授田、免税、乃至荫户的特权，但也有自备部分武器的义务。
普通的劲卒，他们只须自备一柄环首刀，以及长弓箭矢，其余的甲胄盾弩，自会有朝廷负责制造，分发到各军坊保管和维护。等勋爵到了骁勇之后，朝廷还会设法发放给他们马匹，让骁勇们安排荫户放养，农忙时马匹可以耕种，农闲时则可以骑射作战。如此一来，也算解决了老大难的马政问题。
还值得注意的是，汉卒入驻到县军坊之后，除了战时集合备战、节省开销外，闲时还能每月检阅，警昼巡夜、稳定乡县秩序，甚至直接向乡县征兵。所谓一举多得，不外如是。
但俗话说得好，万事有弊有利，将这样影响巨大的制度推行下去后，军官在政治上的权力也会相应增加。以前的都尉只需要在郡中挑选一城作为军事重镇，号令各县尉带兵前来训练集合即可，影响力往往局限在这一城之内，军坊制度落实后，都尉便要在全郡范围内时时来回巡查，就会管理到郡内各乡县，势力大大增加。
在朝廷改制之初，军坊势必依靠朝廷，但长此以往，军坊就可能与地方士人相同化，独立于朝廷之外。因此，为了提前杜绝这些问题，刘羡与卢志在比较种种古籍之后，打算全面推行轮戍制度。
毕竟现在还是乱世，战乱之中军事重镇的作用还是不可取代的，能够迅速地进行调兵遣将就是最大的优点。而军坊制度将士卒散播到乡县后，平时能够随时调集的兵力就少了。为了训练旗鼓战阵，也有必要让大量士卒集中。
因此，刘羡主张一郡之内，每年抽调各军坊三分之一的士卒，到郡治中进行轮值训练，各州都督可以随时抽调这些兵力，作为朝廷御敌的应急力量。
而在全国范围内，各州郡兵同样要到京师轮流戍卫。
南汉如今实控宁、益、荆、湘、交、广、江、扬八州。又预设豫、司两州，虽无州土，实建军队。荆州作为如今的京畿，平日自是要提供三万常驻兵马拱卫义安。但这并不是说，余下的九州军队就可以自行其是，刘羡将九州划分为三道，以三年为界限，每年命一道派三万兵马前来京师，作为禁军体系的一部分协防集训。如此荆州就有六万常备兵马，既是保卫天子的守备力量，同样也是中央援助各地的机动力量。
这项制度的落实其实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今的交、广、宁三州，距离朝廷实在太远，让他们前来义安轮戍，一年大概有两三个月在赶路，像交州这种地方，四个月也说不准。
但刘羡还是决定将其推行下去，主要考虑有三点。
一来义安不比洛阳，至少是位于江南之中，只要专心经营这些军队入京的道路，提前做好准备，让他们前来轮戍，成本还是可以承担的。
二来长途跋涉本就是军队训练的重要内容，边地士卒能远赴千里山川行军而来，也算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若是这些军队前来轮戍，可以适当减轻入京后的训练，提高待遇作为补偿，大体还能保持公平。
三来轮戍制度的核心，是要建立起天子与地方的联系。让每一州郡的军队，都能切身感受到京畿的繁华，天子的信赖，继而产生一种荣誉感，以拱卫天子为荣。如此，全国上下便能建立起一种认同感，感到自己隶属于大汉，而不是士卒只认得地方长官，唯地方长官是从。所以，就不能因为地方遥远而放弃，恰恰是因为各地相隔千里，才更要坚持。
如此，以勋爵制为引，军坊制为实，轮戍制为佐，将三个制度结合起来，便构成了庚午新制中的军制部分。这是刘羡最先推广的部分，同样也是准备最久的部分。
从启明四年十月开始，各州郡便开始计算上报过往战功，由朝廷计算戎勋，此事一直持续到启明五年的三月。同样，朝廷也让各郡县先提前修建军坊，准备勋田，为第一批士卒的入驻做准备，并对分配的那些士卒宣讲朝廷的政策。而在朝廷八月接连颁布三道正式的诏令之后，荆、益、湘、江四州已开始率先行动。
严格来说，新军制虽说增加了军队的待遇，但同样，有识之士都看得明白，朝廷的负担减轻了，军官和士卒的责任就相应增加了。好在刘羡在军队的威望是至高无上的，推行改制的阻力自然也是最小的，至少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反对。
这只能算是一个好的开头，但回到起点，新军制只是变法改制的一部分，纵使成功也不能代表整个变法改制的成功。想要根本性地扭转局面，让国家欣欣向荣，就必须要面对最重要的户籍问题与田土问题，这不是刘羡取巧就能进行逃避的。
在是年九月中旬，刘羡正式下诏，开启称帝后的第一轮检籍清田，首先就在荆、湘二州实行。(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