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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9章：临退休前戳破学术繁荣的窗户纸(第1/2页)
办公桌的台历被我用红笔圈了一圈，那个日期越来越近了——还有半个月，我在这所211高校做了整整四十年科技管理工作，就要正式退休了。
四十年啊，从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干到满头华发的老头子，我见证了这所学校从不起眼的院校，一步步跻身211重点大学行列；见证了中国学术从百废待兴，到如今论文数量横扫全球的“繁荣盛世”。办公桌的抽屉里，堆着一沓沓泛黄的文件，有早年手写的科研项目审批表，有第一份校级学术期刊的样刊，还有这些年经手的各类论文统计报表、职称评审材料。每一份文件背后，都是一段故事，有欣喜，有欣慰，但更多的，是近这些年攒下的困惑和忧虑。
下午三点多，阳光透过办公室的百叶窗，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暖得让人有些犯困。我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泡得发淡的菊花茶，正准备整理桌上的文件，把一些不重要的资料清理掉，免得退休后给接手的年轻人添麻烦，办公桌上的固定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铃声很急促，不像平时学校内部同事打来的那种慢悠悠的节奏。我放下杯子，伸手接起电话，习惯性地说了一句：“你好，我是鹿鸣。”紧接着，一个略带沙哑的男声响起，语气里带着几分急切，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恭敬：“鹿老师，您好您好，我是邻省某高校科技处的张建国，您还记得我不？三年前在武汉的学术管理研讨会上，我们见过一面，您当时给我们分享的科研项目管理经验。”
张建国？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隐约有个印象，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当时提问很积极，看得出来是个踏实做事的人。我笑了笑，语气放缓：“建国啊，记得记得，怎么会不记得。这么多年了，怎么，今天打电话来，是有什么事吧？”
“鹿老师，您真是太客气了，请教不敢当，就是遇到一个难题，实在想不通，身边也没人能给出个透彻的说法，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您这样有四十年经验的老炮，能给我们指点迷津了。”张建国的语气很诚恳，听得出来，他是真的遇到了困惑，“是这样的，最近我们学校在做年度学术成果统计，看着报表上的论文数量，我心里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这几年我们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一年比一年多，核心期刊、SCI论文的数量翻着倍地涨，年底评比的时候，排名也越来越靠前；可犯愁的是，虽然数量上去了，但真正能拿得出手、有实际价值的成果，却没几个。”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一些，像是在刻意避开身边的人：“前几天，我们学校一位老教授私下跟我说，现在的学术氛围越来越浮躁了，很多论文都是凑数的，甚至有些是抄袭、拼凑出来的，质量根本没法看。我这心里就打鼓了，你说咱们国家，现在论文数量都全球第一了，2024年在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发了一万五千多篇，占世界总量的三成多，被引用次数也是全球第一，可为什么大家都在说，学术质量反而在‘开倒车’呢？鹿老师，您在这个行业干了四十年，您肯定比我们看得透彻，您给我们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建国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早已不平静的心湖里，泛起了层层涟漪。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些年，不管是学校里的年轻老师，还是一些兄弟院校的同行，甚至是我老朋友孟菲菲老师带的几个学生，都不止一次地跟我探讨过。只是，以前我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尤其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些话，点到为止就好。可现在，我还有半个月就要退休了，再没有什么顾虑，也该说说心里话了。
“建国，你这个问题，问得好，也问得及时。”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四十年的经历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你别急，我慢慢跟你说。首先，我得明确一点，咱们国家论文数量全球第一，这是事实，不容否认，这背后，是国家对学术研究的重视，是科研经费的投入，是高校扩招后人才数量的增加，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你说的学术质量‘开倒车’，也不是空穴来风，这背后的原因，复杂得很，既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有学术环境的问题，还有我们每一个学术从业者自身的问题。”
挂了张建国的电话，我还没来得及整理思绪，电话又响了起来。这次是来自南方一所高校的李梅，也是我的老熟人，做科技管理工作也有二十年了，性格直爽，有什么说什么。她的问题，和张建国如出一辙，甚至更加直接：“鹿老师，我就直说了，现在我们学校，不管是老师评职称，还是学生毕业，都把论文数量当成硬指标，搞得大家都疯了一样，一门心思扑在发论文上，根本没人沉下心来做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我昨天看了一份统计报告，说咱们国家的热点论文数量占全球一半还多，可我心里清楚，这里面有多少水分。您说，咱们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明明数量上去了，质量却掉下来了，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接连两个电话，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这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我得把自己四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好好梳理一下，给这些还在困惑中的同行，也给那些即将踏入学术领域的年轻人，说句真心话。
我打开电脑，点开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看着上面一组组光鲜亮丽的数据：2024年中国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15067篇，占世界总量的35.2%，稳居全球第一；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15.49万篇，被引用次数超过101万次，双双位列世界榜首；热点论文数量占到全球总量的53.2%，首次过半，还是世界第一。
这些数据，如果放到十几年前去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遥想当年我初入职场之时，那时我国的国际论文排名竟然在全球范围内连前20名都难以跻身，着实令人汗颜啊！那个年代里，哪怕是身为211高校这样级别的学府，每年能够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数十篇论文已然算得上是极为卓越的成就了。曾经有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穷其一生专注于科研领域，最终也仅仅发表过十数篇论文而已，然而正是这寥寥无几的几篇文章，无一不是行业内的翘楚之作，时至今日依然时常被业界同仁所引用借鉴。
再瞧瞧如今的状况吧！随便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二本院校，每年产出的论文数目居然可以与昔日我校数年累积下来的总数相媲美；更有甚者，那些刚刚踏入教师岗位没多久的青年教师们，他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之巨，甚至远超部分资深老教授毕生之所得。如此这般“学术界的惊天巨变”，表面上风风火火、一片欣欣向荣之象，然则唯有像我辈这般置身于此局之中者，方能洞悉此等繁华表象之下隐藏着的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内幕。
我先说说学术刊物的变化吧。这几年，虽然新闻出版管理越来越严格，新创办的学术刊物数量有限，但各家刊物的“扩容”手段，可谓是层出不穷。我记得以前，一本学术期刊，一年也就发行4期，一期大概100页左右，发表的论文都是经过严格审核，质量有保障的。可现在呢？很多期刊，一年发行12期，甚至24期，有的还搞增刊、专刊；页面也从100页扩充到200页、300页，甚至更多；为了能多发表几篇论文，有些期刊还刻意压缩字号、缩小行距，密密麻麻的文字，不拿放大镜都看不清，简直就是一张“文字地图”。
我曾经有幸目睹过一本所谓的核心期刊，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其中某一期竟然一口气刊登了多达50余篇的论文！然而更让人咋舌的是，这些论文平均篇幅仅有区区三千余字而已。不仅如此，许多文章甚至连最起码的逻辑性都难以保证，论点模糊不清，论据更是漏洞百出，论证过程亦是毫无章法可言，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它们纯粹只是滥竽充数罢了。
但就是这般质量低劣的论文，却因其发表于核心期刊之上，摇身一变成为众多教师评定职称以及莘莘学子顺利毕业时不可或缺的“硬通货“。这究竟是为何呢？究其根源，原来期刊编辑部自身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他们需要依靠大量刊发论文来获取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则需凭借高产量的论文以提高本刊物在业内的知名度和排名地位。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选择持续扩大版面规模，并逐步放宽对投稿论文的审查标准。
此外，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便是高校的大规模扩招政策。自1999年起，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迈入了全面扩张的新纪元，无论是本科层次还是硕士研究生乃至博士研究生阶段，各类院校招生人数均呈现出井喷式增长态势。且不说别的领域，单就博士生这个群体而言，我国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历史其实并不算长，掐头去尾地算起来也就短短三十余载而已。然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时至今日，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人数竟然已攀升至世界各国之前列！据相关数据显示，仅2023一年间，全国新增招收的博士生便多达十三点九万名之众；而此时此刻，尚处于求学阶段的博士生总数更是高达五十五万六千一百人之巨啊！如此庞大的规模，甚至已然超越了那个长期以来一直将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名额稳固维持于五万五千人上下水平的美利坚合众国呢！
随着博士生队伍日益壮大，其毕业标准自然也是节节拔高。现如今，绝大多数高等学府皆明确规定：欲取得博士学位者，务必在毕业前夕成功发表相当数量的核心期刊文章亦或SCI索引论文方可。正因如此这般严苛的条件限制，众多博士生们迫于无奈之下，不得不变得愈发急于求成，慌慌张张地赶制论文并迅速发布出去，全然无暇静下心来去开展更为深刻透彻的学术钻研工作。我见过很多博士生，为了发表论文，四处找关系、托人情，甚至花钱买版面，还有的直接抄袭、拼凑别人的研究成果。更可笑的是，有些博士生发表的论文，连自己都看不懂，只是为了凑够数量，顺利毕业。
博士生是这样，高校老师更是如此。如今，高等院校内部已然形成一套相对固定且影响深远之评价体系：其核心要义即为“唯论文至上主义”与“唯数量崇拜观念”。在此种评价标准之下，教师们若欲获得晋升机会或其他荣誉称号，则必须依赖于自身所发表学术论文之多寡、刊载刊物层级高低以及被引述频次多少等因素作为衡量指标。不仅如此，无论是评选杰出教育工作者，还是争取科研立项课题支持，亦或是参与绩效考评及奖金分配等等环节，均无一例外将论文成果视为关键考量要素之一。
面对这般现实状况，广大教师实则别无他法可言，唯有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这场风起云涌般激烈竞争之中，纷纷投身于撰写并公开发表各类学术论文浪潮当中去！本人曾长期供职于江城科技大学科技管理部门，工龄达四十年之久。其间目睹过无数类似情形发生，其中尤以初出茅庐不久，便踏上教坛之路青年才俊最为典型。当初这位年轻人刚刚踏入大学校门之际，可谓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内心深处充满对于科学研究事业无限热忱与执着追求，然而一旦正式上岗之后却惊觉原来倘若不能如期发表一定数量质量上乘学术文章，那么自己非但难以如愿以偿获取相应职称头衔，同时还会面临无法申领到足够充裕科研资金资助困境，更为严峻者则可能导致年度绩效考核成绩未能达标，从而直接影响个人薪资待遇水平提高……没办法，他只能放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一门心思扑在写论文、发论文上。短短几年，他发表了几十篇论文，顺利评上了副教授，可他自己却说，这些论文，没有一篇是他真正满意的，都是为了应付考核凑数的，他已经忘了自己做科研的初心是什么了。
还有一些老教授，一辈子潜心治学，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但每一篇都是精品，在业内有很高的影响力。可在现在的评价体系下，他们的论文数量不够，评不上优秀，拿不到项目，甚至被一些年轻的“高产学者”超越。我认识一位老教授，研究古代文学几十年，发表的论文也就十几篇，但每一篇都被广泛引用，可在去年的职称评审中，因为论文数量不如一位刚入职五年的年轻老师，竟然没能评上教授。这件事，在我们学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多老师都为他鸣不平，可这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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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和李梅问我，为什么论文数量上去了，质量却下来了？其实答案很简单：学术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需要沉静的环境，需要学者们沉下心来，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积淀、去探索、去创新。真正优秀的学术成果，不是靠数量堆出来的，而是靠时间磨出来的，靠心血熬出来的。
我年轻的时候，跟着一位老领导做科研管理，他经常跟我说：“学术研究，就像种庄稼，春种秋收，急不得。你得慢慢耕耘，精心呵护，才能收获果实。要是急于求成，拔苗助长，最后只会颗粒无收。”那时候，老师们做研究，没有那么多的考核压力，没有那么多的功利心，他们只是凭着对学术的热爱，潜心钻研，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只研究一个方向，所以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可现在呢？整个学术环境都变得浮躁起来。老师们每天忙着申报项目、写论文、发论文，忙着应付各种检查、考核，根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没有时间深入研究问题。我算了一笔账，一位高校老师，一年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要申报科研项目，要写论文、发论文，还要应付各种行政事务，比如填表格、报材料、参加各种会议、处理学生的各种问题。这么多事情，分摊到每一天，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做深入的科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写出高质量的论文吗？显然不能。所以，很多论文，都是匆匆忙忙写出来的，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严谨的论证，质量自然可想而知。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种浮躁的学风，正在腐蚀着年轻人的心灵，尤其是那些刚踏入学术领域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
我还记得，南京大学已故的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当年指导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做法：他极力反对学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他说，研究生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打基础，是培养学术能力、掌握学术方法，而不是急于发表成果。太急于发表论文，不仅会让学生丧失对学术的敬畏心，还会影响他们接受学术锤炼的耐心。程先生的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他们后来都成了各自领域的中坚力量。
可现在的学术环境，和程先生的理念，简直是背道而驰。现在，不管是研究生毕业，还是青年老师评职称，都要求多发论文、快发论文。这种评价导向，催生的必然是急功近利和浮躁心态，让年轻人失去了对学术的虔敬与耐心。
我就听过这样的事，三年前，孟菲菲老师就对我说过，她指导过一个研究生，他很聪明，也很有潜力，孟老师当时给他定了一个研究方向，让他慢慢打磨，好好做研究。还给他修改了一篇论文，正准备让他做第二轮修改，完善细节，提升质量，他却说：“孟老师，这篇论文已经被某某刊物接受了，马上就要发表了，我还需要继续修改吗？”
孟老师说她当时很惊讶，问他：“这篇论文还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你为什么不修改完善一下再发表呢？”他的回答，让孟老师一时无言以对。他说：“孟老师，我们同学都在比着发论文，谁发的论文多，谁发的期刊级别高，谁就能拿奖学金、找好工作。我要是花太多时间修改这篇论文，耽误了发表时间，就赶不上评比了，到时候，奖学金没了，工作也不好找了。”
看着他一脸无奈又急切的样子，孟老师心里五味杂陈。这到底是学生的悲哀，还是老师的悲哀，亦或是整个学术领域的悲哀？这些年轻人，本来应该是学术的未来，应该怀揣着对学术的热爱，潜心钻研，可现在，他们却被功利心裹挟着，不得不放弃对质量的追求，一味地追求数量。长此以往，学术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更可怕的是，这种浮躁的学风，还催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就是经济学里所说的“格雷欣法则”。在现在的学术环境中，那些善于钻营、肯将学术与金钱、权力进行交易的人，往往能获得更多的成功和利益；而那些坚守学术初心、不善交际、潜心治学的学者，却常常在各种竞争中沦为失败者。
我见过这样的人，他们不潜心做研究，一门心思搞关系、找靠山，花钱买论文、买项目，靠着这些投机取巧的手段，评上了高级职称，拿到了巨额的科研经费，风光无限。而那些真正有才华、有实力，一心扑在科研上的学者，却因为没有人脉、没有靠山，发表论文难、申报项目难、评职称难，一辈子只能默默无闻，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
这种逆向淘汰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首先，优秀的青年学子正在远离学术界。很多年轻人，本来对学术充满热情，可当他们看到，自己辛辛苦苦花几年时间做的深入研究，还不如别人半年里炮制的几篇“水文”来得引人注目，还不如别人靠关心拿到的项目有价值，他们就会寒心，就会放弃学术道路。这些年，我见过很多优秀的博士生，毕业后宁愿去企业、去政府部门，也不愿意留在高校做科研，就是因为他们对现在的学术环境感到失望。
其次，体制化的环境，严重限制了青年学者的发展空间。虽然国家现在对青年学者有一定的政策倾斜，比如国家社科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都会给青年学者一些名额，但在评奖、评职称等关键环节，青年学者的机会还是非常有限。很多单位，高级职称名额被早年一些水平不高的学者占满了，在“定岗定编”的压力下，各单位不断抬高评审门槛，导致很多实力远超教授水平的讲师、副教授，要等上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才有晋升的机会。
最根本的一点，是缺乏公平竞争的学术环境，严重影响了青年学者对学术的信心。现在，学术领域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实力竞争，更多的是人脉和关系的竞争。不管是发论文、评职称，还是申报项目、找工作，没有人脉、没有靠山，简直寸步难行。对于那些刚起步的青年学者来说，这种不公平感，会深深伤害他们的积极性，影响他们整个学术生涯的走向。
建国和李梅在电话里，还问我，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能做些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多年。我不是什么专家，也没有能力改变整个学术体制，但我觉得，作为学术领域的一份子，不管是科技管理者，还是高校老师，甚至是研究生，我们都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改善学术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首先，对于学术管理部门来说，要改革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打破“唯论文论”“唯数量论”的怪圈。评价一个学者的水平，不能只看他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发表在什么级别的期刊上，更要看他的研究成果有多大的学术价值，有多大的实际应用价值；评价一所高校的学术水平，不能只看论文数量和排名，更要看它培养了多少优秀的人才，产出了多少有影响力的成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公平的评价体系，让那些沉潜治学、潜心研究的学者，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让那些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人，无利可图、无处藏身。
其次，对于高校老师来说，要守住自己的底线，不忘初心。我在高校待了四十年，见过很多老师，一路从讲师评到教授，有的越走越顺，有的却栽了跟头。身边一位老教授曾经跟我说过，职称越高，越要守住两个底线，不然再高的职称也没用。第一个底线，是学术诚信，绝对不能碰。不管是评职称、发论文，还是申报课题，都不能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抄袭、伪造数据，看似暂时走了捷径，一旦被发现，不仅职称会被撤销，学术声誉会彻底毁了，甚至会影响整个学校的学科形象，得不偿失。第二个底线，是不忘初心，别丢了教学。高校老师的核心职责是立德树人，不管职称多高，都不能忘了教书育人的初心，不能因为搞科研、发论文，就忽视了教学，敷衍上课。要知道，学生才是高校的根本，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比发表多少篇论文，都更有价值。
我自己，这四十年里，一直坚守着这两个底线。我虽然做的是科技管理工作，不直接从事科研和教学，但我始终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待每一个科研项目，每一份论文评审材料，每一次职称评审，都一丝不苟，不徇私情、不谋私利。我见过很多人，为了评职称、拿项目，找我托关系、送好处，都被我拒绝了。我知道，我这样做，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我问心无愧。我觉得，作为一名学术管理者，守住自己的底线，维护学术的公平公正，就是对学术最大的尊重，也是对每一位潜心治学的学者最大的支持。
最后，对于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来说，要沉下心来，坚守学术初心，拒绝浮躁。学术研究，是一件需要耐心和毅力的事情，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要学会沉潜，学会积累，不要被身边的浮躁风气所影响，不要一味地追求论文数量，而忽视了质量。要记住，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比十篇、几十篇凑数的“水文”，更有价值；一次深入的研究，比无数次肤浅的探索，更有意义。要保持对学术的敬畏心和热爱，坚守自己的学术追求，不管环境如何变化，都不要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做学术。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当前学术界取得的成绩。客观地说，咱们国家的学术体量，这些年确实增长得很快，在部分前沿领域，也涌现出了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成果，比如人工智能、航天航空、生物医药等领域，我们的研究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这些成果，是无数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默默奉献的结果，值得我们肯定和骄傲。
但我们不能被这些光鲜的数字所迷惑，不能只看到数量的增长，而忽视了质量的提升。学术的生命，从来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学术的价值，从来不在排名，而在贡献。我们不需要一个数字好看但内里空洞的学术帝国，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尊重知识、鼓励创新、崇尚公平的学术环境；我们不需要太多凑数的“水文”，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有思想、有价值、有影响力的优秀成果；我们不需要善于钻营的投机者，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潜心治学、默默奉献的真正学者。
挂了李梅的电话，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关掉电脑，看着办公桌上那些陪伴了我四十年的文件，心里感慨万千。还有半个月，我就要退休了，就要离开这个我奋斗了一辈子的岗位，离开这个我既爱又忧的学术领域。我知道，我所说的这些话，可能改变不了什么，可能会被一些人质疑，甚至批评，但我还是要说出来。因为，我深爱着这个领域，我希望它能越来越好，希望它能真正回归学术的本质，希望每一个真正热爱学术的人，都能安心做学问，都能被看见、被尊重。
我拿起保温杯，里面的菊花茶已经凉了，但我的心里，却异常平静。我想起了那位老教授说的话，职称越高，越要守住底线。其实，不管是职称高低，不管是从事什么工作，我们都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守住自己的初心。对于学术来说，初心就是对知识的敬畏，对创新的追求，对真理的坚守。
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一个学术从业者，都能坚守初心、守住底线，都能沉下心来、潜心治学，总有一天，我们国家的学术研究，不仅能在数量上保持全球第一，更能在质量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真正实现学术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