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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里弥漫着甜腻的牛奶、烤面包和某种廉价香水的混合气味。
一个宽敞、装潢过度、充满庸俗金色装饰的客厅。壁炉里燃烧着象征性的火焰。许多人影晃动，穿着正式的、不合时宜的礼服，脸上带着社交性的、空洞的笑容。他们在交谈，举杯，发出嗡嗡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噪音。
一个被精心打扮过的男孩，大概三四岁。穿着紧绷的小西装，打着可笑的领结，棕色的头发被发胶固定得一丝不苟，手里捧着一块装饰着糖霜和彩色小球的蛋糕，蛋糕上插着一根数字“4”的蜡烛。
这是多年前，艾尔伯特四岁的生日派对。母亲为了彰显“我们过得很好”，执意要举办的、邀请了许多他根本不认识的“上流社会”邻居和父亲生前同僚的派对。
“看啊，我们的小天才！吹蜡烛吧，许个愿！”母亲的声音，刻意拔高，她穿着一条过分华丽的裙子，脸上妆容精致，但眼角已经有了细密的纹路。
小艾尔伯特看着蛋糕，看着蜡烛，看着周围那些模糊的、带着虚假笑容的大人脸孔。他感觉不到生日的快乐，只有一种深深的、莫名的疏离和不适。他不喜欢甜腻的蛋糕，不喜欢吵闹的音乐，更不喜欢这些陌生人。
他许了什么愿？记不清了。大概是想让这些人快点消失……
他吹灭了蜡烛。掌声响起，空洞而敷衍。母亲俯身在他脸颊上印下一个带着香水味的吻，低声快速地说：“表现得体面点，亲爱的。”
派对结束后，家里的最后一位老佣人在收拾残局。母亲瘫坐在沙发上，揉着太阳穴，她看着独自坐在角落地毯上、默默拆卸一个客人送的、过于幼稚的机械玩具的小艾尔伯特，突然没头没尾地说：
“艾尔伯特，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要么你比别人聪明，要么你比别人有钱。我们没钱了，所以你必须变得非常、非常聪明。聪明到所有人都不得不正视你，尊敬你。明白吗？”
艾尔伯特很快便意识到母亲的话是正确的，他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那是在学校，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一加一等于几？”
全班小朋友齐刷刷地举手，大声回答：“二！”
艾尔伯特坐在最后一排，手里翻着一本厚厚的书，头都没抬。
老师注意到了他：“艾尔伯特，你也回答一下。”
他抬起头，推了推那副对他来说太大、总是滑下来的眼镜，面无表情地说：“在十进制中等于二。在二进制中等于一零。在布尔代数中，逻辑加法一加一等于一。在向量空间，取决于运算定义。另外，如果考虑——”
“够了够了！”老师连忙打断他，脸上挂着尴尬的笑容“你坐下吧。”
那天放学后，没有小朋友愿意和他一起玩。不是因为被老师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他“怪”。
“艾尔伯特老是说些听不懂的话。”
“而且他的眼镜好大好丑。”
“他好像很瞧不起我们。”
艾尔伯特抱着书包从旁边经过，听到这些话，脚步顿了顿。
然后他推了推眼镜，面无表情地说：“不是好像。是真的。”
从此以后，他彻底没有朋友了。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一个普通的下午，阳光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斑。
其他孩子围着积木堆成一团，争抢着那些彩色木块。艾尔伯特独自坐在角落里，面前摊着一本不知从哪个旧书箱里翻出来的《基础物理学》。
老师经过时，随意瞥了一眼，然后愣住了。
“艾尔伯特，你在……看书？”
四岁的孩子抬起头：“嗯。”
“你能看懂？”
“有些不懂。”艾尔伯特指着书上的公式“这里，F=ma，为什么力和加速度是线性关系？我觉得应该是二次方，因为——”
老师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她隐约意识到，这个孩子不太一样。
三天后，学校来了一男一女。男人穿着旧西装，女人提着装满测试工具的皮箱。他们把艾尔伯特带进院长办公室，待了整整四个小时。
出来时，男人的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
“这孩子……”他对院长说“智商测试的分数太高了，我们的量表可能不够用。”
就这样，艾尔伯特被一个名为“天才培养计划”的项目收走。那是一个由政府资助、专门收容“异常儿童”的机构。
七岁，他修完了高中全部课程。
九岁，他在《自然》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十二岁，他被三所顶尖大学同时录取，最终选择了一所能给他最大实验自由的理工学院。
在那些年里，艾尔伯特学会了一件事：他比别人聪明。不是聪明一点点，而是聪明到让其他同龄人——甚至成年人——看起来像缓慢爬行的蜗牛。
他也学会了另一件事：这种聪明，让他孤独。
课堂上，他举手指出教授推导中的错误。
实验室里，他十分钟完成别人需要一周的运算。
社交场合，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其他人的话题在他看来幼稚得可笑。
“艾尔伯特，你为什么不和同学们一起玩？”导师曾经问他。
“玩什么？”十二岁的孩子反问“讨论昨晚的动画片？还是交换零食？”
导师无言以对。
渐渐地，艾尔伯特不再试图融入。他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用数据和公式填满所有时间。当孤独袭来时，他就对自己说：天才都是孤独的。爱因斯坦孤独，特斯拉孤独，所以我也应该孤独。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自我催眠。
十七岁那年，他博士毕业。毕业论文答辩时，评委席上坐着三个头发花白的老教授。他们问的问题，艾尔伯特五年前就想清楚了。
答辩结束后，主评委摘下眼镜，擦了擦，说了一句话：“艾尔伯特，以你的能力，留在学术界是浪费。”
“那我应该去哪？”
老教授沉默了几秒，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他。
名片上没有任何头衔，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个地址……
这里的招聘流程和任何正规机构都不一样。
没有笔试，没有面试，甚至没有人事部门的人和他交谈。艾尔伯特按照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一栋普通的写字楼，在前台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被带进一间空荡荡的会议室。
他在那里坐了三个小时。
没有水，没有解释，没有任何人来。只有一个摄像头在角落里静静地闪着红灯。
艾尔伯特没有焦躁。他闭着眼睛，在脑海里推导一个困扰他两周的微分方程。当方程解到第七步时，会议室的门终于开了。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沓打印纸。
“艾尔伯特？”男人问。
“是。”
“十七岁，三篇顶刊一作。”男人念着纸上的内容“你导师说你是个天才，但是个很难相处的天才。”
艾尔伯特没有说话。
男人抬起头，露出一张疲惫但饶有兴趣的脸：“我叫维森。”
那天晚上，母亲拿着FRS寄来的信，手在微微颤抖——她老了，华丽的裙子早已变卖，此刻只穿着一件普通的家居服，眼角的皱纹深刻，但那双眼睛，在看到信函内容的瞬间，亮得惊人。
“你做到了……你真的做到了，艾尔伯特……”她的声音哽咽，反复摩挲着信纸“天啊……你父亲要是知道……”
她没有说完，只是抬起头，深深地看着儿子。那眼神，不再是过去那种混合着期望与压力的审视，而是一种近乎敬畏的、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他的目光。
“去了那里……要小心。”她最终只是低声说了这么一句“照顾好自己……”
艾尔伯特站在母亲面前，穿着新买的西装，努力挺直因为长期伏案而有些佝偻的背。他心里充斥着巨大的成就感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几乎要满溢出来。母亲的担忧在他看来有些多余。FRS将是纯粹的、没有庸俗人际纠缠的、属于智者的乐园。他将在那里大展拳脚，实现所有在图书馆角落里萌生的野心。
他没有注意到母亲眼中那更深层的、近乎诀别的哀伤。他只是接过信封，小心地折好，放进内袋，感觉那薄薄的纸片重若千钧。
几天后，他登上了FRS派来的运输船。母亲没有来港口送行（她说受不了离别的场面），只是站在家中空荡荡的门廊下，远远望着他离去的方向。那是他记忆中，母亲最后的、清晰的形象——一个站在逐渐衰败的宅邸前，身形单薄、眼神复杂地望着远方的女人。
他当时没有回头。
FRS真正的基地和想象中不同，这里不是阴冷的地下实验室，也不是充满科幻感的玻璃宫殿。它更像一个巨型的研究中心——走廊宽阔，灯光均匀，穿着各色制服的人员匆匆穿行。空气里有消毒水和电子设备运转时特有的微弱臭氧味。
“FRS不是慈善机构。”维森边走边说“我们做的是‘应用研究’——把科学变成产品，把理论变成武器。这里的人，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人物。你会遇到比你聪明的人，也会遇到比你努力的人。能留下吗？”
艾尔伯特推了推眼镜：“试试看。”
他成为了一名初级研究员。
最初的日子，他如鱼得水。FRS的设备是他见过最先进的——有些甚至超出他的认知范围。经费充足到几乎不设上限，只要你的项目有价值。同事之间没有多余的社交，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偶尔交流也是直奔主题。
这简直就是为艾尔伯特量身定制的环境。
他开始展现自己的才能。三个月内，他优化了基因编辑工具的脱靶率，效率提升47%。半年后，他独立完成了一个原本需要五人团队耗时一年的项目。一年时，他被破格提拔为项目主管。
维森对他很满意。私下里，他对其他主管说：“那个戴眼镜的小子，是个真正的天才。就是脾气有点怪。”
脾气确实怪。
艾尔伯特不会寒暄，不会客套，不会说“麻烦你了”或者“辛苦了”。当同事试图和他聊天气或者午餐时，他会直接走开。在项目会议上，如果他认为别人的方案有漏洞，他会毫不留情地指出，用词尖锐到让对方下不来台。
“艾尔伯特，你不能这样说话。”有人委婉地提醒他。
“为什么不能？我说的是事实。”
“事实也需要包装。”
“浪费时间。”
他确实不在乎这些。他只在乎数据、实验、结果。至于别人怎么看他——那不重要。天才不需要被人喜欢，只需要被人记住。
这种自我认知，在遇到里维斯之前，从未被挑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