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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0章庐山军官训练团(第1/2页)
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教学计划被顾长柏改得面目全非，消息很快传到蒋校长的耳朵里里。
彼时他刚在南昌行营主持召开完第五次围剿的兵棋推演会，正踌躇满志地规划着碉堡推进的路线图。
陈程的电报就到了，说顾总长亲临海会寺指导训练，对课程安排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已经根据前线对日作战的实际需要对部分课目进行了调整。
电报后面附了一份新课程表。
蒋校长把课程表看完，端着茶杯的手停了好一会儿，然后对陈布雷说：“这个顾承烈，又去捣乱了。我刚支起个摊子，他就来了。”
他吩咐备车，第二天一早就上了庐山。
山顶的晨雾浓得化不开，海会寺的檐角在雾中若隐若现。
蒋校长来到操场边时，顾长柏正站在讲台上给军官们讲解野战筑城时的侧防火力点配置。
他手里捏着半截粉笔，在黑板上画着反斜面阵地的剖面图，台下的军官们听得聚精会神，有几个还站起来凑到前面张望。
蒋校长没有打断他，只是背着双手站在人群后面听了一会儿。陈程看见了，赶紧小跑过来敬礼，正要开口汇报，被蒋校长抬手制止了。
顾长柏的课讲得极实在，全是长城前线对日作战的经验。
“日军最擅长正面牵制、两翼迂回，所以你们守阵地不能只盯着正面，两翼的山地河岸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一定要派搜索队盯死。发现日军迂回，不要慌，立刻用预备队去堵，而不是等到后路被断了才四散奔逃。国军作战往往只重视正面，忽视两翼，你们多注意。”
“还有就是预备队不要过早投入，也不要堆在前线挨炮弹，高级指挥官手里必须留一支完整的机动兵力，哪里被突破就往哪里填。”
他还讲撤退，“仗打不赢要撤的时候，必须提前规划好几条逐次后撤的路线，规定各部队的撤退顺序，留后卫掩护，交替后撤，谁也不许乱跑。”
这些看似很简单，看似是个人都知道，但是淞沪和南京，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撤退预案，几十万人的会战从决定撤退到撤退竟然只有一天准备时间，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至少一半的减员出现在撤退路上。
“军事主官在执行命令的基础上，要有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性，不要迷信统帅的指挥……”
蒋校长听到这里，脸色沉下来，感觉他好像在阴阳啊。
等课间休息，他才走到台前。顾长柏看见他，把粉笔丢进盒子里，拍了拍手上的灰，立正敬礼。
蒋校长回礼，“你是来捣乱的吧？我办的训练团，练的是剿…的部队，你倒好，把学员全拉去研究抗日了。于右任、孔祥西、宋子玟的课全被你退了，连我钦定的政治教官都让你撵下了山。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委员长？”他语气很不善。
顾长柏整理了一下军帽，没有辩解，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等他把火发完。
然后他开口辩解：“委员长，你办这个训练团，是为了打内战。我改这个训练团，是为了打外战。你不觉得，我们输得太久了吗？从1840年到现在，快一百年了。这将近一百年里，我们打了多少仗？输了几乎每一场。打英国人输了，打法国人输了，打日本人输了，跟沙俄在东北打都输了。我们自己跟自己打，倒是打得挺热闹。委员长，你比我更清楚这个数字。我就想问问你，我们什么时候能赢一场真正的对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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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校长脸上的表情凝固了，像是被人抽去了所有怒气，只剩下沉默。
操场上起了风，五老峰上的云雾翻涌，像是要下雨。
顾长柏继续说，“这次长城抗战，阵亡了四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他们打赢了，把日本人挡在了长城以外，让关东军自日俄战争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成建制被歼的滋味。这是中国军队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正面战场上打赢的成建制的歼灭战。”
他指着那些正在操场边擦汗的年轻军官，“委员长，你眼前站着的这些人，就是将来要带着中国人去打赢下一场对外战争的人。他们今天多学一点，多练一个课目，战场上就能少死几个人。你今天教他们怎么修碉堡打红军，是能让你的围剿推进得快一点，但等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这些人怎么办？还用打内战的老办法去跟日本人拼？”
他走近一步，语气忽然降低，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委员长，跟日本人打，是真正的卫国战争。”
他说完退后一步，重新立正，抬手敬礼，“训练团的事，我改的课目我会负责到底。委员长如果不满意，那就把我撤职吧。”
蒋校长看着眼前这个瘦削挺拔的年轻人，没有说话。他太了解顾长柏了，这个人既能带兵打仗，也能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来不在他面前弯腰，也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承诺。
良久，他长出了一口气，摆了摆手说：“罢了。既然改了，就好好办，别把学生教成两头不靠的东西。”
他又补了一句，语气里带着罕见的无奈，“你说得对，我们输得太久了。可是你先得让我把围剿打完，北边还有那个大个子……”
他转身往寺里走，走出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顾长柏一眼，忽然问：“你那个对日作战课目，可以让塞克特他们帮着看看。德国人虽然现在跟日本人眉来眼去，但论训练，他们还是世界上最好的。”
顾长柏微微一笑，敬了个礼，“委员长英明。”
蒋校长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对外战争的大胜啊，他也是真的想得到，毕竟他是最高统帅，这是无上的荣耀。
历史上，1928济南惨案之后，他心里已经钉死：日本绝不是可以长期妥协的邻居。
他在日记里写道：倭之所求，土地、经济、民族之生命，终不能相容，中日必有一战。
同时极度悲观的表示：以今日国力，日可三日亡我中国。轻启战端，速中国之亡。
九一八之后他日记反复自责，但是依旧坚持：一时意气开战，只会早早亡国。
长城抗战打完，签《塘沽协定》，他非常清楚停战只是喘息。日记里面非常典型一类句子：倭决无满足之日，退让一次，必得寸进一尺。今日之安宁，不过一两年之暂局。
由此可知，他坚信中日必有一战，但他希望可以拖下去，好有充足的时间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