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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8章激战斯托克顿3(第1/2页)
克劳福德上校带着最后一百多名英军士兵退守到镇中心的教堂里，外面的广场上，红军战士从四面八方的街道里涌出来。
布里格斯站在广场边缘的一堵矮墙后面，用望远镜观察教堂的防御部署。
“施特雷维茨同志，”他对身边的德国少校说，“这是最后一块硬骨头了。”
施特雷维茨放下望远镜，摇了摇头。
“不用打了。他们没有退路了。让政委上前喊话劝降吧。”
贝克尔走到广场中央。
“教堂里的人，听我说！”
“我是德国人民革命军政治委员海因里希·贝克尔。我不是英国人，但我和你们一样——是工人，是农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你们的仗已经打完了！你们的防线已经没了！你们现在无路可退，无处可逃！但你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放下武器，走出来，和我们站在一起！”
“你们知道你们在为谁打仗吗？为伦敦那些已经逃跑的资本家！他们的船票比你们的军饷贵一百倍，他们坐在加拿大的豪宅里喝着法国的红酒，而你们——在这座破教堂里，替他们卖命！
你们死了，他们不会掉一滴眼泪！你们的家人也不会领到多少的抚恤金！”
“走出来！我们不会杀俘虏，不会虐待投降的人。
放下枪，走出来，你们对面的那些人，不是你们的敌人！”
教堂里面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你们疯了吗？外面至少两千人！他们有炮！你们没听见炮声吗？”
“听见了又怎样？我们手里有枪！教堂的石墙有一米厚！他们打不进来！”
“打不进来？他们不需要打进来！围上三天，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弹药呢？”
“弹药够用！库房里还有三箱——至少还能撑一天！”
“一天之后呢？一天之后你们打算怎么办？吃石头吗？”
“那就打到死！我们是军人，不是逃兵！”
“军人？你管这叫军人？替那些已经跑到加拿大的资本家送死，这叫军人？”
“你闭嘴！再说一句我毙了你！”
“毙啊！你毙了我，外面的红军就不打你了？你毙了我，你就能活着走出这座教堂了？”
争吵声越来越大，谁也说服不了谁。
广场上，红军战士们听着教堂里面的动静，布里格斯站在广场边缘，贝克尔站在他旁边，圆框眼镜后面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里面在吵架，”布里格斯低声说，“你怎么看？”
贝克尔侧耳听了几秒钟，然后摇了摇头。
“不是所有人都想打。有人在替我们说话——不是替我们，是替他们自己。他们不想死在这里。”
布里格斯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能争取吗？”
贝克尔的嘴唇动了一下，
“那就得看他们的军官压不压得住了。”
教堂里面，争吵已经快到了失控的边缘。
士兵们聚集在中殿的长椅之间，有人站着，有人蹲着，有人靠在石柱上，所有人都在同时说话，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你们要死自己去死，我不想死在这儿！”
一个士兵把头盔摘下来摔在地上，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眶里有泪水在打转。
“闭嘴！”一个少尉从人群后面挤上来，伸手就要抓那个年轻士兵的领子。“你现在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团长说了，死守！”
年轻士兵一把打开少尉的手。
“团长说死守？团长怎么不去第一道防线站着？团长怎么不自己端着枪去巷口？团长在指挥部的桌子底下缩着，让我们去送死！”
少尉的脸也涨红了。他拔出腰间的手枪，枪口指向年轻士兵的胸口。
“你再敢说一句——我就以动摇军心的罪名，就地枪决！”
教堂里骤然安静了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支手枪的枪口上。
士兵看着那支枪，
“你开枪吧。反正我出去也是死，在这里也是死。”
少尉的手指扣在扳机上，指节泛白。
他没有开枪，因为他身后的人群在动。
十几个人，从不同的方向朝他走过来。他们的手里没有握枪，但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比枪更可怕的东西。
士兵们受够了。受够了在战壕里蹲着，受够了看着战友在炮火中炸成碎片，受够了被督战队从背后开枪，受够了替那些已经跑了的人卖命。
少尉感觉到了身后那股压力。
“退后！我命令你们退后！”他的声音在发抖，枪口从年轻士兵的胸口移开，指向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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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退后。
“我说退后！”
一个中士从人群里伸出手，握住了少尉的手枪枪管。
不是夺枪——是把枪管按了下去。
“长官，够了。”中士的声音很低，“没有人会再跑了。也没有人会再打下去了。”
少尉瞪着眼睛看着他，嘴唇在哆嗦。
“你……”
“我们不想死。你的枪口对着我们，外面的枪口也对着我们。你不让我们活，外面的人也不让我们活。但外面的人至少说了——放下枪，走出去，就不会死。”
他松开枪管，退后一步。
“长官，你自己选。你是跟我们一起走出去，还是一个人留在这里。”
少尉的枪垂了下来。
他没有说话，但他的手指从扳机上滑开了。
教堂深处的祭坛旁边，团长克劳福德上校一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的身边站着几个军官——副团长、营长、还有两个从团部跟来的参谋。
他们的脸色比他更差。有人已经在偷偷地看教堂的侧门，计算着从那里跑出去需要几秒钟、会不会被外面的红军狙击手击中。
“团长，”副团长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克劳福德一个人能听见，“外面的情况你也听见了。士兵们的情绪……不太稳定。要不我们——”
“要不我们什么？”
“要不我们……考虑一下……暂时的……”
“暂时的什么？”
克劳福德终于转过头，看着副团长，副团长也识趣地没有再说下去。
克劳福德的目光从副团长脸上移开，扫过那几个站在身边的军官。有人低下了头，有人看向了别处，有人用咳嗽掩饰脸上的不安。
没有人敢和他对视。
克劳福德忽然觉得很好笑。不是想笑，是一种荒谬感——他带着这些人，在索姆河的泥泞里爬过，在爱尔兰的暗夜里杀过人，在印度的沙漠里顶着烈日行军。
他们一起吃过苦，一起挨过饿，一起在炮火中互相掩护着撤退。十几年了，出生入死。
现在，他们想投降。
向一群矿工、纺织工、码头工人——向那些穿着工装裤、袖子上绑着红布的“暴民”——投降。
“你们想投降。”克劳福德说。
没有人回答他。
“你们想向那些暴民投降。想向那些在利物浦码头上偷东西、在曼彻斯特工厂里破坏机器、在谢菲尔德兵工厂里杀人的暴民投降。”
“你们想放下武器，走出去，跪在他们面前，求他们饶你们一命。然后呢？然后你们就自由了？就能回家了？就能见到你们的妻子、孩子、父母了？”
“不会。你们会被他们编进他们的‘红军’，穿上他们的红布条，拿着你们手里的枪，转过身来，打你们自己人。打那些还在为这个国家战斗的人。打那些没有投降的人。”
他停了一下。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我不投降。”
他从腰间拔出手枪。
“我打过德国人，打过爱尔兰人，打过印度人。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低过头。今天也不会。”
人群中，那个把头盔摔在地上的士兵开口了。
“长官，你打过德国人，打过爱尔兰人，打过印度人。你打过英国人吗？”
克劳福德的目光转向他。
“你打过和你一样说英语、喝红茶、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的英国人吗？”
“你没有。你打的是别人。德国人、爱尔兰人、印度人——都是别人。但我们今天要打的，是我们自己人。是利物浦的码头工人、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谢菲尔德的炼钢工人。是和我们的父亲、兄弟、工友一样的人。”
“我不想打下去了，我想回家。”
克劳福德握枪的手微微颤了一下。
“你不想打。”
克劳福德重复了这几个字，
“你不想打，但你已经打了。今天早上你开了枪，打死了人。你以为你放下枪走出去，他们就忘了？你的手上沾着他们同志的血。他们会放过你？”
年轻人的脸白了，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紧接着，克劳福德的手枪响了。
不是对着年轻人——是对着人群中的一个中士。那个中士就是刚才按下少尉枪管的人。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克劳福德的声音冷得像冬天的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