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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5章韦格纳的文章(第1/2页)
柏林的冬天比底特律安静。
十二月的暴风雪过去之后，一月的日子便只剩下干冷和灰白的天。
施普雷河面上浮着薄薄一层冰碴，从市政厅二楼的窗户望出去，对岸的人民剧院屋顶上积着没化尽的残雪，在下午三点的日光里泛着一种温吞吞的瓷白色。
卡尔·韦格纳坐在他那间没有地毯的办公室里，面前铺着一叠稿纸。
他要写的东西在脑子里思索好几天了。
数天前美国的新闻通过电报线传到柏林，韦格纳在当天晚上就把施密特叫到了办公室，两个人坐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
施密特听完韦格纳的想法之后表达了支持，然后说：
“主席，你想写就写。发在《柏林日报》上，到时候我让宣传部门配合。“
韦格纳当时靠在椅背上，望着施密特说：
“不只是给他们看，也是给我们自己的同志们看——日本这个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他们的兵为什么是那个样子，他们的军官为什么把兵当作消耗品。
这些事我们的干部要知道，年轻一代要知道。
跟美国人的仗还没打起来，但是我们的脑袋必须先得清醒。“
此刻他坐在午后的窗前，在稿纸的第一行落下了标题。
《从黑船到黑街：日本军队的精神溃败之路》
“一八五三年七月，四艘美国军舰出现在江户湾，炮口对准了江户城。
当时的日本是一个被将军统治的封建国家，天皇住在京都的宫殿里当摆设，老百姓不许吃肉，不许出海，不许离开自己的村子，刀剑只有武士才能佩带。
美国人的黑船来了之后，只用了不到两百发空包弹和几封措辞礼貌的信件，就把日本锁了两百多年的国门轰开了。“
“有些历史学家喜欢把这个日子叫作‘日本的觉醒‘。
但如果我们站在普通日本农民的立场上看，那不是觉醒，那是另一种压迫的开端。
幕府倒台了，新的日本政府把权力收回了天皇手里，用‘富国强兵‘四个字把整个国家强行拧在了一起。
明治维新最初的三十年里，日本人学德国陆军、学英国海军、学美国工业，学得又快又狠。
他们用从农民身上刮来的赋税买了军舰、造了兵工厂、修了铁路。
老百姓的饭桌上越来越少有米，政府却在一船一船地往海外运炮弹。“
“这个过程的根本矛盾在于：
一个被外力强行打开的国家，在反弹时往往会产生一种扭曲的自卫机制。
它不反思自己为什么落后，而是把‘强大‘等同于‘让别人也尝尝我们的苦头‘。
明治政府的精英们总结黑船来航的教训，总结出来的结论不是‘我们要跟世界平等交往‘，而是‘我们要成为那个敲别人门的人‘。“
“于是日本在甲午年打了清朝，之后又打了沙俄，然后吞了朝鲜，占了台湾，后来又把东北从中国身上撕了下来。
每一场战争都让日本军部的人尝到甜头——打赢了，就有赔款，有土地，有资源，国内的军费就可以继续膨胀，从前线退伍回来的老兵可以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当统治者，把当地的老百姓踩在脚底下。
当战争的收益超过成本的时候，战争就会变成一种瘾。“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陆军的兵员素质在逐年下降。
一个靠‘打赢了就抢‘作为运转逻辑的军队，它的指挥体系只会奖励侵略性和掠夺性，而不会奖励纪律、克制和道德。
它挑选军官的时候看的是这个人在战场上够不够凶狠，而不是他带不带得稳士兵。
它训练士兵的方式是殴打和羞辱，把新兵变成服从机器的同时，也把新兵内心的那点良心磨得干干净净。
到了战场上，这种军队在面对弱者时可以残忍得像野兽，可一旦遇上比自己强的对手——比如装备了德国武器的东方同志们的军队——它的士气就会像纸糊的墙一样垮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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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日本在亚洲战场的溃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从满洲退到朝鲜半岛，从朝鲜半岛被压缩到三八线以南，他们的伤亡率越来越高，补充进来的兵却越来越差。
为什么呢？
因为在军国主义的逻辑里，人只是消耗品。
一个训练三个月的农村青年换上军装扛上枪就送上前线，死了再从村子里拉下一个。
老兵死了，新兵顶上，新兵还没学会怎么开保险栓就看见了对面阵地上的坦克。
一整个师团在这样的循环里反复滚动，最后滚出来的就是一群既不会打仗又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的、眼睛里只有恐惧和麻木的、大白天抱着酒瓶子不撒手的溃散之兵。“
“美国街头的枪声，就是这种溃散在异国土地上的回响。“
韦格纳翻过一页，继续往下写。
“日本今天之所以跟美国和英国的流亡政府签那个共同防御条约，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共同理想。
理想这东西在一个以掠夺为本位的国家里是长不出来的。
他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是更简单也更赤裸的东西——日本需要石油、橡胶和钢材来维持已经快要转不动的战争机器，美国和加拿大的流亡政府需要士兵来填补他们岌岌可危的防线。
三方各取所需，彼此心知肚明对方是块烫手的山芋，但谁都没有更好的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士兵在美国的街头跟黑帮打架、跟警察对射，而日本政府不得不低声下气地道歉、赔钱、让自己的一个军曹剖腹谢罪。
不是因为那个军曹真的罪该万死，而是因为日本政府手里已经没有筹码了。
他们要美国的资源来续命，就只能拿自己的人头去换美国老百姓的宽容。
一个把自己的兵送去给别人当赔礼的政权，它已经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街上的那些弹孔，和佩里当年在江户湾打出的空包弹之间，隔着一条完整的历史链条。
那条链子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写着同一个道理：
一个国家的强大如果建立在压迫别人和掠夺别人的基础上，它最终就会把自己的根基蛀空。
日本人在甲午年抢来的东西，今天正在用士兵的血和颜面一分一分地还回去。
还在还的过程当中。“
“我们德国人没有资格站在这种压迫外面袖手旁观，因为我们自己也曾经走在另一条相似的路上。
区别在于，从1918年开始，我们选择了另一条岔道。
这条路最开始看起来并不好走，比走军国主义的老路艰难得多——它需要建设而不只是毁坏，需要合作而不只是征服，需要每个人在每个岗位上老老实实干活而不是指望谁的枪炮能替自己解决所有问题。
但那条路至少是往前走的，不是原地转圈然后一头栽进坑里。“
“日本今天的困境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制度必然走向的结局。
读这份报纸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你们看着美国的新闻的时候，不要只把它当成一个远方的笑话或者别人的丑事。
要从里面看见那条旧路的尽头是什么样子。
那就是我们差一点走进去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永远不要再靠近的地方。“
韦格纳写完最后一段，把笔搁回笔筒，把稿纸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
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施普雷河对岸的人民剧院亮起了灯，暖黄色的光芒映在结着薄冰的河面上，一晃一晃的。
韦格纳把稿纸收起来，准备明天一早送去《柏林日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