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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6章语言的桥梁(第1/2页)
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会议厅。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上午九时。
会议厅不大，但今天坐满了人。
长圆形的橡木会议桌擦得锃亮，桌面中央摆着一个巨大的地球仪，金属底座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地球仪上的欧洲大陆被涂成了红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从北角到地中海，一整片完整的、没有断裂的红色。
桌子的四周坐着将近六十个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各异——语言学家，文化学者，教育家，还有几位出版社的总编辑和几家主流报纸的主笔。
这场会议的主持人是德国教育人民委员弗里茨·托勒，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请到柏林来，不是为了讨论一件小事。
我们坐在这里，是因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学家、文化学者和教育家，要共同面对一个已经存在了很久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正在一体化，我们的政治正在一体化，我们的安全正在一体化。
但我们的语言，还是各自为政。”
“一个德国的工程师在波兰的工厂里指导设备安装，他需要翻译；
一个法国的教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学校交流教学经验，他需要翻译；
一份从意大利发往匈牙利的科研报告，有时要先译德语，再从德语译成匈牙利语，经过三次转译才落到使用者手里。
这不是效率，这是损耗。”
“经济共同体的分工已经越来越细，各国的产业正在互相嵌入，所有这些环节之间的衔接，都需要大量的信息交换。
如果信息交换始终要通过翻译——不只一重翻译，是两重、三重——那么效率就会持续低于真正一体化的水平。”
他收回手，双手撑在桌沿上。
“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讨论‘要不要做’，而是讨论‘怎么做’。
这项工作，需要由在座各位来完成。这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事情，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但如果不开始，就永远不会完成。”
坐在长桌另一端的一位老学者举起了手。他是让·杜布瓦，法兰西社会科学院院士，欧洲最著名的历史语言学家之一。
“托勒同志，我有一个问题。各个国家的语言学家坐在一起设计一种新语言，这当然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但我想问的是——这种新语言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建立在某一种现有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简化？
还是从头创造一种全新的、不属于任何现存语系的体系？”
托勒看着他。
“杜布瓦同志，这正是今天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韦格纳同志在会前和我谈过，他的设想是——新语言应该是一种‘人造辅助语言’，不是用来取代各国现有语言的。
它不替代德语、法语、俄语或英语，而是作为所有人的第二语言，在跨国交流、贸易、科技、教育领域使用。
因此，它需要简单、规则、逻辑清晰、易学易记。”
杜布瓦点了点头，
“那么，它的词汇来源呢？是主要采用现有欧洲语言的共同词根？还是另起炉灶？”
“韦格纳同志的意见是——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欧洲语言的共同基础。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根已经在欧洲各国的科技、医学、法律术语中广泛存在，不需要重新发明。
语法结构应该尽可能简单，不采用复杂的变格和词形变化。
发音要清晰，文字要表音。
最终目标是——一个工人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能掌握基础交流，一个学生用半年就能阅读专业文献。”
会场里响起一阵低沉的议论声。
有人点头，有人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有人眉头微皱，像是在脑子里已经开始尝试构建句子结构了。
坐在杜布瓦旁边的一位苏联语言学家——彼得·伊万诺维奇·切尔诺夫——清了清嗓子，
“托勒同志，关于词汇来源的问题，我有个补充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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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国家的人民，不是所有人都熟悉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根。
如果他们学一种新语言，看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他们会觉得‘这是专家们发明的东西，不是我们的’。
但如果新语言里的词，能让他们觉得‘这词听起来跟我母语里的某个词很像’——他们会更快地接受它。”
会场安静了片刻，然后坐在另一端的匈牙利语言学家接过话头：
“切尔诺夫同志的提议很合理。如果我们能采用多语源路线——核心词汇分别来自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等主要语言，让每个国家的学习者都能在新语言里找到自己母语的影子——那么接受度会大大提高。”
托勒没有立刻回应。他翻了一下面前的笔记本，抬起头说：
“韦格纳同志之前提出过一个构想：新语言的词汇选择应该遵循‘最大公约数’原则。
也就是说，在各种语言中，如果某个词根在超过八种语言里有相似的形态，就优先采用这个词根作为基础。
如果无法找到超过八种语言共通的词根，则优先采用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中的对应词汇。
这个原则不是完美的，但它是一条可以操作的标准。
具体执行起来是否可行，需要各位语言学家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详细论证。”
杜布瓦问道：
“托勒同志，还有一个问题——文字。
新语言使用什么文字？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希腊字母？还是重新设计一种全新的拼音体系？”
“我们目前倾向于拉丁字母作为基础书写系统。”
托勒的回答没有犹豫，
“因为目前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使用拉丁字母的人口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西里尔字母使用区虽然也很广泛，但拉丁字母在技术领域、国际通讯和青年一代的普及率中已经占据了稳固的优势。
不过，我们需要为西里尔字母使用区的学习者也提供一套对应的转写方案，确保所有国家的人都能用自己熟悉的书写系统来学习这种新语言。”
会场里，一位一直沉默的意大利学者慢慢举起了手。他是米兰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年纪不大，戴着一副玳瑁框的眼镜。
“托勒同志，我想说一句可能不太中听的话。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讨论一种新的语言。
这很好，这是有远见的。但语言不是从会议室里诞生的，语言是在街头上、在集市里、在工厂车间中、在每天的使用中慢慢生长出来的。
我们可以设计词汇、规定语法、印刷教材，但最终决定这种新语言能不能活下去的，是那些愿意开口说它的人。”
“我们在做的，不是发明一种语言，而是为一种可能诞生的语言铺路。
铺路的工作，需要我们来做。
但路铺好了，能不能有人走上去，要看路修得好不好、修得值不值得走、修完之后有没有人愿意在上面迈出第一步。”
托勒没有急着接话。他看着那位意大利学者，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才开口：
“你说得对。语言不是从会议室里诞生的。
语言是在人们想要交流的时候，自然而然产生的。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发明一种语言，而是为了让那种自然发生的过程变得更有方向、更有规划。
我们要做的是修一条路，而不是决定路上该走什么样的人。”
他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翻开第一页，念道：
“韦格纳同志在方案里写了一段话，我想在这里读给各位听。
‘一个工人从波兰的工厂调到德国的工厂，他不需要花长时间去学德语才能看懂操作手册；一个法国教师在匈牙利学校交流，他不需要靠翻译才能和学生说话；一份科学研究报告从莫斯科发往罗马，它不需要经过三重转译才能被理解。’
他把这份文件合上，
“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不是为了取代任何一种语言，而是为了让十六个国家的人，在交流的时候少一道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