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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4章《丧钟为谁而鸣》(第1/2页)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古巴哈瓦那，旧城圣弗朗西斯科街，海明威的公寓里，打字机的声音一直响到天亮才停。
海明威的书桌上散落着咖啡杯、空酒瓶、烟灰缸、草稿纸。
从敞开的窗户望出去，大西洋的波涛正在月光下闪动着暗银色的碎光。
欧内斯特·海明威坐在打字机前，赤着脚，他穿着皱巴巴的衬衫，眼睛有些泛红，桌上的稿纸已经堆了厚厚一摞——这是他正在创作中的新小说，标题页上写着一行字：
《丧钟为谁而鸣》。
海明威在西班牙待了好几年。
西班牙的反动势力武装在英美的支援下悍然发动叛乱，新建立的西班牙共和国在血与火中飘摇。
海明威当时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去了西班牙。
芝加哥和古巴的同志们——那些属于美共的朋友们——则直接加入了国际纵队。
就在那时，海明威三次亲临前线，跟共和国政府的人、国际纵队的军官、各国的记者坐在一起，认真地谈着战局。
他亲眼看见马德里被围困时的惨烈，也亲眼看见共和国的军队在共产国际的整合下，纪律一天天严明起来。
在西班牙国内局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以共产国际为首的德国同志们的坦克和飞机跨过比利牛斯山脉，国际纵队的兵力在短时间内激增，反动势力的防线开始崩塌。
德国同志带来的不光是装备，更是一整套组织经验。
他们帮助西班牙同志建立起坚固的战线，建立起稳固的后方，建立起能把每一颗子弹、每一粒粮食送到前线士兵手里的保障体系。
在他们的支援下，国际纵队发起全面反击，反动势力的部队土崩瓦解，马德里解围，巴塞罗那光复，整个西班牙全都插上了红旗。
海明威在哈瓦那的公寓里整理着西班牙四年留下的笔记。
打字机旁的稿纸越堆越高。
他在写罗伯特·乔丹——一个美国西班牙语教师，国际纵队的爆破手。
一九三五年春天，乔丹奉命潜入敌后，与一支游击队配合，炸毁一座桥梁，以配合共和国的全面反攻。
他写到乔丹在山路上与那支游击队的初遇。
疲惫、沉默、伤痕累累的人。
有西班牙人，有法国人，有德国人，有意大利人，还有一个从波兰来的犹太人。
他们的步枪型号各异，口音五花八门，但臂章上绣着同样的三色星。
乔丹问那个德国人：“你为什么要来？”
德国人抽着烟，看着远方的山脊。
“我十七岁的时候，韦格纳同志在柏林宣布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我的父亲——一个鲁尔的矿工——在那天晚上喝醉了，抱着我哭了。
我以前不明白他为什么哭。后来我明白了。他在战争里失去了三个兄弟，两个在凡尔登，一个在索姆河。他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有希望了。”
“韦格纳同志给了我们希望，是真正能攥在手心里的希望。
现在我们来了。
西班牙的工人同志需要帮助，我们就来了。
就这么简单。”
海明威把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稿纸里。
他想起自己在西班牙前线见过的那些德国人，他们也是蹲在战壕里跟西班牙士兵分同一根烟、同一块面包的普通人。
他们的军服上绣着红旗，钢盔上画着红星，说话时带着鲁尔、萨克森、巴伐利亚的口音，跟西班牙人比划着手势也能聊上半天。
海明威喝了一口威士忌，继续写。
他写到乔丹和那支游击队一起在山洞里等待进攻的命令。
那是大反攻的前夜。
电报机在角落里嘀嗒作响，一个年轻的西班牙通讯员戴着耳机，手指在键上跳动着。他翻译出从马德里发来的密电。
“黎明。全线出击。”
海明威的手指停了一下。
他想起自己在马德里听到的那个消息。
德国同志带领的国际纵队全面反攻，共和国军队正面压上——两条战线同时发动。
不到四十八小时，反动军队在布尔戈斯的指挥部就被攻克了。
一切都结束了。
他继续往下写。
乔丹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检查炸药。导火索、雷管、引爆器——这些东西摸上去冰凉。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624章《丧钟为谁而鸣》(第2/2页)
他把爆破装置塞进背包，拉上拉链。
外面天亮了吗？他不知道。
隧道里永远是黑的。但从洞口透进来的那一点点光，已经不像昨夜那么深了。
他听见远处传来炮声，整个地平线都在颤抖。
那是德国同志带来的重炮，一百五十毫米、两百一十毫米，一发就能把碉堡连同里面的机枪手一起掀上天。
海明威把这段写完，划火柴点燃一支烟。
烟雾在打字机上方慢慢散开。
他想起一些事情——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简单到不值一提，却一直刻在他脑子里。
那是在马德里解放后的第三天，他走在格兰大道上。
一个西班牙老太太从窗户里探出头来，问楼下走过的国际纵队士兵：“你们是谁的军队啊？”
那个士兵仰起头，笑着看向老太太，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回答：“我们是您的军队。”
老太太哭了。
士兵站在原地，手足无措，不知道该继续走还是该上楼安慰她。
他站在那里很久，直到老太太擦干眼泪，朝他挥了挥手：“谢谢你们。”
海明威把这段记忆压进脑海里。
打字机旁的烟灰缸满了。
海明威没有去倒，他重新把稿纸卷进打字机，在最后一段的下面，敲下了这样一行字：
“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为你，为每一个活在这世界上的人。”
稿纸从打字机上抽出来，海明威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际线。
大西洋尽头，太阳正在升起。
现在，他让罗伯特·乔丹在炸桥之前对那个德国同志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不是原话，是意思相近的话，用他能表达的、他认为正确的方式说出来。
“你知道吗，”
德国同志听完乔丹的话后说，
“韦格纳同志说过一句话。
他说，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不是剥削，是它让普通人觉得自己的苦难是理所当然的。
工人觉得自己天生就该穷，农民觉得自己天生就该被剥削，难民觉得自己天生就该被抛弃。
我们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理所当然。”
“怎么打破？”
“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
然后证明给他们看。”
海明威把这段话也敲进了稿纸里。
他想起自己在美国的作家朋友们——多斯·帕索斯、福克纳、菲茨杰拉德。
他们也在写，写美国，写人性，写迷惘的一代。
但他们不写西班牙，不写那些从世界各地赶来、为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献出生命的人。
为什么不写？海明威不知道。
也许他们觉得那是别人的事，也许他们觉得文学不该掺和政治，也许他们觉得那些戴着红星臂章的志愿兵只是狂热的傻瓜——不值得写进小说里。
海明威不这么想。
他们都是人。
活生生的，会怕、会疼、会死的。
他亲眼看见他们在战壕里瑟瑟发抖，亲眼看见他们抬着担架从炮火下爬出来，亲眼看见他们倒下。
那些人有名字，有面孔，有家人，有过去，有未来。
他们不是报纸上的统计数字，不是政治家嘴里的宣传口号，是会流血的血肉之躯。
烟抽完了。海明威把烟蒂按进烟灰缸。
海明威望着窗外，大西洋上泛起一片金色。
太阳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西班牙之后，世界革命还要继续。
英国，美国，亚洲，非洲——那些地方的人民仍旧等着解放。
海明威不知道还要多久。
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
但他相信总会等到那一天。
打字机旁的稿纸在晨光中翻动着。
罗伯特·乔丹的故事写完了，但故事里的那些人还活着——在西班牙，在德国，在苏联，在芝加哥，在每一个有人站起来反抗压迫的地方。
那些红旗还会继续插下去。
等到在某一天插遍全世界的时候，他希望还有人记得这些人。
记得他们的名字，或者记不住名字也没关系，只要记得他们做过的事就行。
海明威抽出一张新稿纸，在顶端写下：
一九三五年七月，哈瓦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