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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令下发全国各府州县。
朱和壁在文华殿召集吏部、刑部、都察院的主官，布置了清查的具体细则。
细则规定：凡近二十年内被贬谪、流放、革职的官员，逐一核查其案卷，查实有无冤情，有无家属下落不明，有无可能勾结乱党。
清查结果每两个月汇总一次，上报内阁。
各地知府、知县接到清查令后，不敢怠慢，纷纷翻箱倒柜，把积压多年的旧案卷宗搬出来一一核对。
山西、山东、河南、直隶等地是清查的重点，因为“道主”案涉及的地区都以北方为主。
那些尘封了十几年的案卷，被重新打开，纸页泛黄，墨迹褪色，可上面的字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当年那些人的命运。
最先发现问题的是山东登州府。
登州知府在清查永明四十年到五十年的案卷时，发现了一桩蹊跷的案子。
永明四十五年，登州府有一个叫孙文举的推官，因“渎职”被革职，卷宗上说“孙文举贪污受贿，证据确凿”。
可卷宗里没有附上任何账目记录，也没有证人证词，只有一道上司的批复：“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登州知府觉得不对劲，派人去查孙文举的下落。
查了一个月，终于打听到孙文举在革职后不久就离开了登州，带着一家老小回了河北老家。
他的老宅还在，可人已经搬走了。邻居说他后来去了山西，在那里做教书先生，已经好多年没有音信了。
登州知府把这个情况上报，朱和壁看了报告，让锦衣卫去山西查。
山西，汾州府，一个小镇。锦衣卫的人在一所简陋的私塾里找到了孙文举。他今年六十多岁了，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打了好几块补丁的旧棉袍，正弯着腰在给几个小孩子批改作业。
锦衣卫的人敲了敲窗棂，他抬起头，看见几个穿着深色衣裳的人站在院子里，手里的笔顿了一下。
问话是在私塾后面的小屋里进行的。
孙文举坐在炕沿上，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语气很平静：“我知道你们迟早会来。”
锦衣卫的人问他当年被革职的事，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他当推官的时候，查到了一桩涉及登州知府亲属的案子，知府想让他压下来，他不肯，结果知府先下手为强，捏造了一个贪污的名头把他革了。
他说：“我走的时候，什么也没带走，只带了几本书和一家人。我只想安安生生过完下半辈子，不想再掺和那些事。”
锦衣卫的人又问：“那你听说过‘道主’吗？”
孙文举摇了摇头。“没听过。但我知道像他那样的人，不止一个。”
锦衣卫的人走后，孙文举站在窗前望着院子里的老槐树，很久没有动。
他刚才没有说出口的是，当年被革职的时候，曾有人找过他，问他愿不愿意加入一个“讨公道”的结社，他拒绝了。
他不知道那个人后来去了哪里，有没有找到别人。他只是忽然觉得，那阵风刮了这么多年，终究还是刮到了他脚边。
清查进行到第三个月，各地报上来的疑案越来越多。
有人借机告状，有人翻出旧案，有人提供线索。
其中一部分确实涉及冤情，可也有一部分只是捕风捉影。
吏部的人忙得焦头烂额，每天都要处理大量公文，分辨真伪。
卢倩倩在文华殿里对朱和壁说：“殿下，清查是好事，可也要防着有人借机生事。有些人想把水搅浑，好从中渔利。”
朱和壁说：“卢先生说得对。朕已经让都察院派人下去核查，确保不会冤错。”
卢倩倩点了点头，又说：“殿下，这次清查查出来的那些冤案，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相似的模式——上下勾结，捏造罪名，吞没家产。当年山西王记票号的案子，就是一例。如果这种模式在很多地方都存在，那就不是几个官员的问题了，是制度的问题。”
朱和壁沉默了一会儿，说：“朕明白。可制度的事，要慢慢改。”
朱兴明在宁寿宫里也听说了清查的进展。
他对孙旺财说：“你觉得朕这道清查令，有没有用？”
孙旺财不敢乱答，只是说：“万岁爷圣明，百姓肯定感激。”
朱兴明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他心里清楚，查出来容易，改起来难。但他心里也清楚，如果连查都不查，那这个朝廷就真的烂到根子里了。
内阁制度也是轮换制的，尤其是首辅。
内阁首辅坐久了，也容易出现问题。
卢倩倩提出辞职，朱和壁允了。
接替卢倩倩的内阁次辅叫周远清，四十出头，是太学第一批新式教育的毕业生。
他做事较真，不讲情面，有时候连朱和壁都觉得他有些过于刻板。
可朱和壁知道，这时候就需要一个这样的人来把事情办得公允利落。
周远清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清查中发现的疑案分成三类：确属冤案的、证据不足的、纯属诬告的。
分完类后，他逐一拟定处理意见，快则十天，慢则一月，绝不拖延。
他把每件案子的处理结果都公开发布在官报上，让百姓知道清查的进展。
朱兴明在宁寿宫里看过几期官报，没有多说什么。他对朱和壁说：“这个周远清，比你朕想象中利索。”
朱和壁说：“他做事是快，可有时候也太快了，怕有疏漏。”
朱兴明说：“年轻，难免。可只要方向对，快一点也好。卢先生走了，朕心里空落落的。可看到年轻人能接上来，朕就放心了。”
朱和壁沉默了一会儿，说：“父皇，儿臣会照顾好周远清，让他慢慢沉下来，不会让他冒进。”
朱兴明没有再说话。他拿起茶碗，慢慢地喝了一口，目光落在窗外那片正在变黄的树叶上，轻轻地说了一句：“秋凉了。”
孙文举没有离开山西。锦衣卫查过之后，他依然在汾州府的那所私塾里教书，依然穿着那件旧棉袍，依然每天给孩子们批改作业。
只是镇上的人渐渐知道了他以前在登州当过官，开始有人叫他“孙先生”，也有人叫他“孙大人”，他摇摇头：“别叫大人了，叫先生就好。”
他的日子清苦，除了教书和抄书，也偶尔帮人写写书信、状纸，换些米粮和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