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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对于吴天然来说，同样是刻骨铭心的一年。这一年，他仓促上阵，先乱后稳地处治了东阳县的非典疫情。这一年，他和王聪聪痛失尚未降生的宝贝。这一年凭着他的敏感，他在全国非典工作会议上捕捉到了党和国家新一代领导集体全新的发展观，这将对他今后的工作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更加清晰地点亮了吴天然心中的明灯。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又一座重要里程碑，对于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最让吴天然兴奋的是，党中央再一次全面深刻地论述了科学发展观。那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具体来讲就是要落实好“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五个统筹”是确定改革目标的重要出发点。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提出改革目标，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紧密结合、相互统一的战略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吴天然对王聪聪说：“聪聪啊，我找到了加快发展的核武器了，以后我再苦再累，但心不会迷了。”
王国庆听到了女婿吴天然关于核武器的说法，感到很可笑。吴天然到底是年轻啊，他还不太明白官场铁律，如果沉迷于所谓的科学发展中，那结果恐怕就不太“科学”了。
王国庆所关注的2003年，和吴天然截然不同。他觉得这200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力度最大的一年。已经公开报道处理的省部级高官１３名，加上已查处但未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总数超过２０件。如此多的腐败高官被查处，如此多的腐败大案要案被公开披露，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仅见。
王国庆在琢磨，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的一年，可以看到平民政治的两个维度：一方面，对老百姓疾苦倍加关切，温情尽显；另一方面，对贪官污吏和失职官员痛下狠手，毫不留情。这两点对王国庆来说，都是强烈的信号。第一点，是他今后一定要露的，第二点是他今后一定要藏的。
2003年的反贪力度让王国庆感到触目惊心、不寒而栗。这一年，中国共有12名省部级高官因“贪”被处分，平均每月一名，其中包括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以及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四名正省部级官员。
其他几名官员是：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
如果加上因防治非典不力而被撤销职务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以及因潜艇事故而被撤销职务的海军司令员石云生上将、海军政治委员杨怀庆上将，这样的惩处力度可谓前所未有。
王国庆手里还有一份资料，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03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8025件41797人，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16472件，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603人。
王国庆算了算，按照这个数字推算，2003年全国平均每天有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落马；平均每天查处114起职务犯罪案件。
在非典期间，除对两名正省部级干部免职外，对一般失职官员的处罚之严厉也相当罕见。5月8日，新华社以《中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大范围处分失职官员》进行报道，文中提到：最近一个月来，中国已有120多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因为防治非典型性肺炎不力而受到惩处，范围涉及全国近一半的省、直辖市、自治区。
2003年堪称整肃吏治年，在治吏过程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现出了紧抓焦点要点、敢于碰硬攻坚的风格，昭显了“铁腕”的一面，而这也正是对其“温情”的进一步注解。
王国庆深知，中国民众早就对吏治不满，尤其是对官场腐败的不满，已连续多年占据权威部门“你最不满意的社会现象”调查榜前位。
王国庆可笑地看到，有人还估算出了吏治腐败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在王国庆看来，这10000亿，也只能是局外人计算出的数字。
其实，王国庆知道，中央的考虑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痛斩刘青山、张子善，到今天的中央政府大规模处罚失职官员，大家可以体察到同样的良苦用心。
王国庆认为，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官员很多都是“官商同盟”。目前因“贪”落马的官员大都带有此种色彩，这种官员从一定程度上讲，也给反腐倡廉带来了很多难度。因为这个同盟，盘根错节，影响广布，从基层到上层，从国内到海外，构成一个超稳定结构，是阻碍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集团。要彻底铲除，容易吗？
但王国庆也承认，中央现在在反腐倡廉上是却了真格，下了狠心的。200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纪委会关于十六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的汇报，分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2004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讨论《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稿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稿。
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进一步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为促进改革发展稳定提供重要保证”。
据统计，中共十五大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2000余项，其中中纪委、监察部制定的就有120余项。
2000余项法规为什么还不能遏制腐败势头？
王国庆认为，制度反腐绝不是制定一些规章条例就完事大吉，在中国，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人没有变化，2000项法规仍是一纸空文。
有人认为，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一项重大突破。条例历经13年风雨，直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后才正式出台，使人感慨良多。王国庆觉得，还是拭目以待吧。
在和女婿吴天然的一次闲谈中，吴天然认为步入新世纪的中国，腐败被认为是当今首位严重的社会问题。２００３年，众多省部级贪官被查处，显示中国反腐败在向纵深挺进。这场新千年之始的廉政风暴亦足以表明，如何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已是高层着力解决的主题之一。
吴天然还兴奋地对王国庆说，２００３年是中国“制度反腐”的发轫年，制度反腐成为２００３年反腐败斗争实践中的一个重大突破。以“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党内纪律处分条例”的重申、“廉政法”的加紧调研起草等一系列动作为标志，中国历经数年的反腐败斗争正出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性变化。从自律性的“不愿腐败”转向他律性的“不能腐败”，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可见，以更有效率、更具可*作性的法律规范惩治并预防腐败正成为大势所趋。
王国庆笑了笑说：“天然啊，什么是制度反腐，制度还不是要靠人来执行，说到底还不是权力反腐。”
王国庆认为自己仍不失为一位好官，他是干了很多实事的。自己是不是腐败，他说不清，是不是贪官，他也说不好。但有一个课题，他是需要继续研究的，那就是贪而不污、腐而不败。
也许，这才是他心目中的核武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