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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徐文清看似随意的追问，吴天放深感无言以对，他觉得自己也许并不是一个好男人。他曾经设想过自己的一生一定要有三个异性伴侣，一是生活上的，即老婆。二是事业上或精神上的，即红粉知己。三是肉体上的，即性伴侣。他甚至无耻地梦想着自己的一生应当和100位各类各样的女人*，大家闺秀、邻家女孩、丰乳肥臀、娇小柔弱、金发碧眼、*浪女、制服女人等，都要尝一尝、弄一弄。也许，只有这样，人生才称得上是丰富多彩。
在他的眼中，周一菲无疑是大家闺秀型的，而徐文清则是典型的小家碧玉，前几天在嘉峪关所弄的那个“蔡依林”，则是丰乳肥臀的代表。
在对女人的态度上，吴天放知道他和大哥、二哥、三哥都不一样。大哥吴天路是苦行僧式的，他甚至对女人并没有多少肉体上的渴望。二哥吴天然虽然是一个多情的种子，但他在私生活上却对自己要求很严。也许，只有三哥吴天彪和他有些相似，在对待女人和性上是比较开放的。但吴天放担心的是他大概比三哥更随意，如此以来，在别人的眼里，他岂不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好色之徒。
在性的问题上，吴天放也曾找过不少名人的例子为自己开脱，自己毕竟是一位艺术家嘛，不能以常人的标准来要求。
比如我国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
“唐人尚文好狎”，狎妓、蓄妓、携妓等成为文人风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上并不认为这类事不道德，反而当作风流高雅的表现和某种社会地位的象征。白居易“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之诗句，便是对唐代这一世风之真实写照。
唐代写嫖妓之乐的诗不胜枚举，如李白的《对酒》：“玳瑁宴中杯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之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等。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将妓院的环境、妓女的服饰、妓女的歌舞和宴会场面、嫖客和妓女的亲昵*等绘声绘色描写得淋漓尽致。
蓄妓玩乐，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白居易有首诗《小庭亦有月》云：“小庭亦有月，小院亦有花。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左顾短红袖，右命小青娥……”白居易自己做注说：“菱、谷、红、紫，皆小臧获名。”臧获，即家妓。诗中的菱角、谷儿、紫绡、红绡等女子都是他的小妾或家妓。家妓是私家养的艺妓，主要功能是表演歌舞演奏乐器、侍宴、陪酒等。有卖艺兼卖身的，也有以卖身为主的。不过，即便是后者，也需要学习点歌舞或善诙谐或善酒令之类，并非全靠色相。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蓄妓与嗜酒无度，直到暮年。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白居易最宠爱的也是樊素与小蛮二位了。乐天有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也就是说，樊素的嘴小巧鲜艳，如同樱桃；小蛮的腰柔弱纤细，如同杨柳。
白居易春风得意时酒与妓可为琼浆美人，信手艳福。在被贬为江州司马时，虽然一度消沉得“不分气从歌里发，无名心向酒边生”。可在月星明朗的夜晚，聚友豪饮消愁于九江之上，旧习难改，还是请妓作陪。没有想到这一次的酒、诗人与妓的结合竟然留下了咏诵千年的《琵琶行》。
白居易蓄妓、狎妓成瘾，他在《追欢偶作》中写道：“石楼月下吹芦管，金谷风前舞柳枝。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他养着成批的以色、艺事人的女孩子，三年，白居易就觉得她们老了，丑了，于是打发掉，换批新的年轻貌美之人，这足见他的风流之至。
白居易后来老了，体弱多病，决定放妓。在白居易诗中提到对樊素、小蛮的处理时，也多次用到“放”字。如“罗袖柳枝寻放还”，“明日放归归去后”等。“放”既是“放良”。唐时所谓“放良”，就是使奴婢摆脱对主人的人身从属关系，也就是摆脱了贱民身份。
对于文人士子们而言，娼妓不仅仅提供了娱乐享受，而且也提供了提高举子们诗名文名的媒介舞台。文名诗名高的举人有更多机会得到权臣的青睐乃至最终进身官场。除了现实利益的驱动之外，作为诗人谁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广泛的传唱，而最好的途径就是娼妓们的歌喉了。文人借诗词以扬名，娼妓借诗词以揽客。唐诗就在这样的一种规则中蓬勃兴起。
除了女人，白居易还喜好饮酒。他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三十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人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
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自己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还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又比如法国的著名作家大仲马。
严格说来大仲马一生都未曾结过婚，而他的*可以论打来计算。他自己吹牛说，他留在世界上的孩子有五百多个。小仲马就是他的第一个私生子。在他看来，男女的结合并不存在任何的义务，而是凭着所谓的“爱情”，也就是凭着感情的冲动，冲动过去了，事情也就过去了。他可以一下子爱上所有的女人，但他不能忠于其中的任何人。
大仲马的放纵行为同他的经历、教养和最后形成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童年不算幸福，但母亲对他很溺爱，未给他任何约束。传统的教育，社会的规范都未对他产生过多少影响。他所生活的时代，道德风尚十分腐败。巴尔扎克就塑造了许多这种腐败的典型。巴尔扎克本人的生活也是很放纵的，同大仲马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说他们的放纵生活是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生活的反映，具有时代的特征。
更有那一位让人津津乐道的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
毕加索是当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他和他的画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了不朽的地位。毕加索的一生辉煌之至，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
毕加索一生作画3000多幅，其中有不少情爱作品。从一定意义上说，爱和性是他创作的原动力。毕加索从少年到老年与性有关的作品是妻妾成群的大师一生完整的情欲记录。毕加索很小就表现出对女人早熟的兴趣。展出的第一幅作品题为《小驴与母驴》，是它们*的画面。毕加索作这幅画时才13岁。青壮年时期的毕加索对肉体探索激情不变。20年代末、30年代初，毕加索的色情作品以海边浴者的形式表现。他将男女肢体和性器官加以分解，以抽象或变形的方式表现，那些圆鼓鼓的雕塑就是画家分解肢体之后的作品。那些变形的脸都变成了性器官。
毕加索本人在青壮年时期对女人的爱恋，他与周围不断变化的情侣的关系，通过时而温柔时而狂暴的画面表现出来。1969年，他创作的《吻》，表现了一对亲吻者令人心醉神驰的温情之吻。晚年的毕加索对性游戏还是乐此不疲，直到九十高龄，才感到*渐渐离他而去。1971年，90岁高龄的他不无伤感地说：“年龄迫使我们不再抽烟，但是烟瘾还是有的；*也是如此，虽然不做了，但是欲望还是有的。”1973年4月，毕加索因心脏病去世，享年92岁。
从步入画坛到放下画笔，毕加索表现出持久的、坚定的和成熟的，或者说是直截了当的色情眼光。他这一生，简直就是被没有界限和禁忌的性生活左右。有评论说，毕加索把自己给了魔鬼，把画笔给了上帝。从某种意义上说，毕加索的作品就是色情作品。它们提供了一种“看的*”。毕加索明确地表达艺术与性的关系：“艺术和性是一码事。”他还说：“艺术不是纯洁的，我们应该禁止它与尚无准备的纯洁者接触。没错，艺术是危险的，但是，如果它纯洁了，就不成其为艺术了。”
毕加索一生中的女人究竟有多少个，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有过两个妻子，这是明煤正娶在教堂里宣过誓的，还有四名众所周知的同居*，还有其他的就难以数得清了。他在一九七三年逝世以后，从分散在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品里，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让人们看到了毕加索最隐秘的一面。那就是毕加索爱女人，爱女人的身体，爱女人身体上的特点。他的一双炯炯有光的黑眼睛，愣愣地盯着女人的特点，在他的画笔下表现得纤毫毕露。
巴黎毕加索国家博物馆、蒙特利尔美术博物馆、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三位馆长，在《毕加索色情画展览会纪念刊》序言中，第一句话就是“从某种意义来说，毕加索的全部作品都带色情的。”他的创作始终伴有性的脉动，在八岁时画的素描，就早熟地表现出对女性的兴趣，直到临死前几天的作品，还对女性的身体表现了零碎悲哀的看法。
毕加索一生女人多，然而他那么专注于女人的身体，还是有点出人意外。有人就有性，或者有性才有人，性是人生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公开当作人生一件大事来讨论研究的，还是上一世纪开始的事；在艺术中把女性器官当作花朵那样精描细绘的，即使当今一切讲透明的时代，毕竟还是有点叫人难为情。而毕加索却不，他的那部分画显然超过色情标准，几乎达到X级别。毕加索作这些画时，决不抽象，也不超现实，而是孜孜矻矻，一丝不苟，完全是中国工笔画的笔法。
毕加索自己也曾说过，他从童年很快就进人了性成熟期，不论在作品或在生活中都没有少年这个阶段。童年时他随父母迁到巴塞罗那定居，在父亲任教过的美术学校人学。然后在一八九七年考人马德里皇家艺术学院。两年后又回到巴塞罗那，不久发现了咖啡馆、低级酒店与妓院的夜生活，素描本上留下许多那个时期的习作。同时他也接触了戈雅的《奇想集》和费尔南德61德61洛雅斯的经典流浪汉小说《塞勒斯蒂娜》。这部组画与这部小说都对西班牙当年的社会风俗有非常大胆的暴露与描写。毕加索把自己想像成反形式主义、放浪不羁的流浪汉，经常以风月场与卖*女作为绘画题材。
艺术评论家让61菜玛里在《正常与偏常》（一九八八年）一书中说：“二十年前，有人要我做—次关于艺术与性的讲座。我去看毕加索，问他该怎么讲。他回答，还不是老一套。”毕加索一生都受性的诱惑，他在作品与生活中都全身心地享受性的乐趣。据让61克莱尔说，“毕加索每次换个女人，也是每次换个标准，换个视觉，因为他要全部占有女人，直至她的视觉；这时他自己也换了个人。”“标准”、“改变视觉”、“性的对话”、“性与心的转换”、“占有女人直至她的视觉”，这是毕加索的艺术中的性心理学的一条粉红色线。如果狄德罗知道了，会说这是极佳的心理临床学。因为他早在两个半世纪以前就说：“一切生物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禽兽都多少是人，任何矿物都多少是植物，任何植物都多少是禽兽……人是什么？人是某类倾向的总和。”
在吴天放看来，如果他最终能成为一个响当当的艺术家，那他对女人的渴求就会成为一段粉色的佳话。如同白居易、大仲马、毕加索一样。如果他没有成为大腕名流，那他对女人的追逐就会成为黄色的笑话。从而堕入登徒子、未央生、西门庆之流。
吴天放曾在心里冷笑，他当然要做毕加索，决不会当西门庆。
艺术与女人，不足与外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