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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王国庆没有想到的是，对于他送过去的、乾隆曾经用过的一件用羊脂白玉雕成的玉如意，李天成只是象征性地推让一下就收下了。
李天成说：“王书记，这可是一件好东西啊。你看这玉料、玉工，不同凡响啊！”
一听李天成的话，王国庆就得到了两个有用的信息，一是这个李天成是一位古董界的收藏行家。二是这个人敢于收礼，收重礼。
两个人在西苑饭店的一间工茶室内，一边品茶，一边闲聊。
对于王国庆的想法，李天成不置可否。
他对王国庆说：“王书记，按照惯例，如果是中央大面积的调整，难度较大。如果是局部的微调，你的胜算很大。”
接下来，李天成闭口不谈王国庆谋求省长一事，而是和他谈起了官员落马的两大途径——问责和反腐。
在问责方面，据不完全统计，30年来，中国因重大责任事故等受行政问责的省部级官员有近50人。
1982年3月，中国第9任商业部长（任期1979.02-1982.03）王磊，因“在丰泽园吃喝之后少付餐费”，被举报、被报道后，被免去职务。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钟沛璋参与报道此事，他称，有据可查的是，两次应付菜钱124.92元，但王磊只付19.52元。
1987年，大兴安岭“5.6特大森林火灾”事故发生，杨钟被撤销林业部部长一职。董智勇被撤销林业部副部长一职。
这之后，又陆续发生烟台“大舜轮”沉没特大海难、贵州省木冲沟煤矿“9.27”爆炸、陕西省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瓦斯爆炸等事故，也相应有6位省部级官员被问责。其中，仅烟台“大舜轮”沉没特大海难，就有4名省部级官员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2003年4月22日，履新北京市长仅93天的孟学农，因处置“非典”疫情不力，被宣布免去党内职务。同时，孟学农还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到该年年底时，又发生重庆开县井喷事故。不久，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
“非典”之后两年，中国特大、重大事故频发。直接造成省部级领导干部行政问责的事故，就有“11.21”包头空难事故、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11.28”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2.14”特大瓦斯事故、广东兴宁大兴煤矿“8.7”事故、松花江污染事故、黑龙江省七台河“11.27”矿难事故等。
李天成笑笑说：“王书记，想想有些领导也挺怨的。下面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故，上面的领导就被问责、被免职了。特别是行政领导，比如省长、市长之类，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王国庆说：“就是，就是！”
30年来，中国反腐的力度就更大了。
李天成说，最近这几年，中国落马的官员有九大最，想必你也听说过。
比如陈良宇，他是中国级别最高的贪官。
陈良宇官至上海市委书记，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身居如此高位，却动起了老百姓社保金的“别样心思”：他违规动用了10亿元的社保金，并在项目审批、土地规划、职务升迁等方面大肆为他人牟利。当他胆大贪婪的面目暴露后，上至中央高层下至地方群众无不感到震惊。最后陈良宇因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领刑18年。此案查处的意义在于：反腐败没有禁区，既打苍蝇，也打老虎。
成克杰，他是中国第一个因贪财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
四年里受贿4000多万元、日均敛财近3万元——这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成克杰惊人的受贿记录。他与*李平联手，上演了一幕幕疯狂的钱权交易“二人转”。由于成克杰在位时“一手遮天”，此案还牵连出十余名厅级高官，贪官几可以“窝”论处，震惊全国，被称为“广西现象”。2000年7月，成克杰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同年9月被执行死刑。成克杰的判决，颠覆了封建沿袭几千年的“刑不上大夫”的观念。
曾锦春，他是中国最滥用“两规”谋私的纪委书记。
在郴州，作为与煤矿行业完全无关的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绰号却是“曾矿长”——他独揽了全市矿权的审批。他的总家产高达6000多万元，这些钱财来自为行贿的私营矿主办理采矿证、争夺矿山资源，助违法人员甚至黑帮头目干预司法等等。曾锦春手中的王牌是纪委的“两规”权。在郴州，不论你是否党员、干部，一旦得罪了曾，很可能就有“两规”之虞。曾锦春曾被上级调查过三次，最后都不了了之，人称“三不倒书记”，但最终法网难逃。曾锦春的落马让我们反思：怎样防止官员权力的恶性膨胀？谁来监督监督者？
李真，他是中国的“第一秘书”。
从“政治暴发户”到“经济暴发户”，李真仅用了7年的时间。他的“能耐”在于，在当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秘书时狐假虎威，大肆伸手敛财，被称为“河北第一秘书”。2003年11月，李真被执行死刑。从他身上影射的秘书现象，引起了各级领导干部和纪检机关的高度重视。领导应该怎样管好“身边人”？这是预防形形色色职务犯罪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丛福奎，他是中国最迷信的“老佛爷”。
一位手握重权的河北省副省长，摇身一变成了求神拜佛的“老佛爷”，演绎出了一套全新的腐败版本。丛福奎不仅在佛教界有师父、有法号，供养起寺庙来更是一掷千金，甚至在被两规后仍大谈佛法，俨然一名虔诚的佛教弟子。然而，信佛对于丛福奎来说除了寄望个人命运外，还有更重要的利用价值，就是借佛敛财、倚佛洗钱。利用这种方式，千万余元的“善款”就这样从私企老板的口袋流向了丛福奎的荷包。2003年6月，丛福奎以受贿罪被判处死缓。丛福奎的倒下，给我党干部的信仰问题敲响了警钟。
余振东，他是中国涉案金额最多的外逃贪官。
涉案金额高达40亿！余振东创下了贪官涉案金额之最。时任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的余振东通过购买房地产，炒卖外汇，赌场挥霍等，将大部分资金转移海外，自己也随即仓惶出逃，以为至此万事大吉。岂料在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后仅一年的时间，他就在洛杉矶被美方执法人员拘押，并在2004年被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这是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后，首名被押解回国的外逃贪官。
余振东暴露出金融系统监管的苍白无力。他的落网，对那些潜逃国外的巨贪们无疑是巨大的震慑，它预示着这些犯罪分子赖以栖身的“最后避风港”已不安全。
褚时健，他是我们最令人反思的“中国烟王”。
改革开放的第二年，褚时健担任了玉溪卷烟厂的厂长，从此踏上了他人生的辉煌期，18年间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但其个人总收入为80万元。巨大的失衡下，他悄悄向国家伸了手，在59岁这个特殊的时候带着无期徒刑的判决离开。“过不掩功，功不抵过”，这是中纪委对褚时健的一案的评价。毋庸讳言：褚时健案尖锐地呈现了一个当时已经显露的难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领导人的的贡献与相应激励机制的断裂。
徐其耀，他是中国*最多的荒*贪官。
这位江苏省原建设厅厅长不仅“贪绩”卓著，而且在其桃色履历表上还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徐其耀被批准逮捕后，有关部门在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居然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100多个*的名字！为博红颜一笑，他一次就收受他人巨额贿赂2000多万元。2001年10月，徐其耀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财和色，是贪官绕不过的两大诱惑。为此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说，凡是喜欢玩弄异性的官员，不管他有多能干，应该一律从权力岗位上除名。
马向东，他是中国最挥金如土的公款“赌神”。
据说马向东在澳门赌博的豪兴令港澳“赌神”都黯然失色——他在两年半时间内去澳门狂赌17次，4次登上澳门赌船“东方公主号”去公海赌博，曾3天输掉上千万元。但凡招商引资，他必定是走一路赌一路，就连1997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他也多次溜到香港、澳门进行豪赌。2001年10月，马向东因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判处死刑。马向东的“赌神”经历发人深省：为何他去豪赌的路途永远畅通无阻？怎样完善我国的禁赌立法，突破赌博难以治罪的立法难局，在官员头上架设起预防赌博的“高压线”？
王怀忠，他是中国最嚣张的贪官。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是公然索取巨额贿赂的典型。大部分腐败分子是因为抵御不住诱惑而收礼、受贿，而王怀忠不仅先后16次非法收受贿赂达人民币230余万元，还4次主动寻找“糖弹”吞吃，成为利用权力去“拦路抢劫”的“江洋大盗”。最为嚣张的是，当王怀忠得知中纪委专案组进驻安徽、即将对他展开调查后，他竟筹资200万元，放言以此“摆平”中纪委，其性质之恶劣堪称空前。结果，王怀忠的疯狂举动反而加快了他被查处的进程。2004年2月，王怀忠被执行死刑。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官员是怎样身居高位的？又是怎样的心理驱使他置党纪、法律于不顾，企图用“摆平之道”绕开现行的法律法规行事？
听了李天成的侃侃而谈，王国庆一时有些摸不着北。
他只好应道：“是啊，这些人都有些疯狂！丧失了应有的理性！”
王国庆本来是想说丧失了应有的党性，但又觉得在此时此地还是用“理性”一词更好。
两个人又闲扯了一阵，李天成再也没有提起过王国庆的事。似乎他已经将王国庆请他的目的忘和一干二净。
后来，王国庆一个人在宾馆里揣摩李天成关于问责和反腐的话题，这里面肯定是有大文章的，否则一个副部长不会同他扯了这么多。
想了一阵，王国庆突然恍然大悟。
如果反腐不行，就用问责，目的是为了清理掉K省听现任省长韩华华。
那他所做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设法在K省“制造”出一件有轰动效应的“事故”来，让韩华华乘乘地引咎辞职。
不过，李部长可没有对他说，这些都是他自己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