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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44年夏天，郑国的“当国”公孙舍之去世。
前面介绍过，按照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到了公孙的儿子这一代，就不能再跟“公”字挂钩了，要由国君赐给一个氏号，自立门户，称为“赐族”。一般而言，国君赐给的氏号就是其祖父的字。以公孙舍之家为例：
公孙舍之的父亲公子喜，是郑穆公的儿子，字子罕。公孙舍之的儿子名叫虎，即被赐以罕氏，历史上称为罕虎。
郑国的政权结构异于他国，国君之下，除了“当国”，还有“执政”。三者之间的关系若以企业而论，大致是这样：国君相当于股东，当国是董事长，执政则是总经理。虽然谈不上三权分立，但多少还有些制衡作用。
公孙舍之死后，罕虎子承父业，成为了郑国的当国。这位罕氏家族的继承人一上台就表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据《左传》记载，那时候，上一年度中原的饥荒仍在蔓延，宋、郑两国的灾情尤为严重，天天都有人饿死。罕虎于是命令打开仓库，给全国的老百姓免费发放救济粮，标准为每户一钟（约一百五十斤）。而且，他还很谦虚地告诉大家：“这其实不是我本人的意思，而是先父的遗愿，我只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他老人家的命令罢了。”
由此不难看出罕虎的聪明之处。放粮本来就是件深得民心的好事，但他并不居功自傲，而是将功劳推给了已经死去的父亲。这样一来，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自然拥护他；郑简公和同朝的各位卿大夫也不会觉得他太过锋芒毕露，从而对他产生多余的戒心；更重要的是，他维护了父亲的面子，也就维护了家族的面子，使得罕氏家族在郑国的威望直线上升。当时，朝野之间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议论：郑国的“七穆”，罕氏恐怕将是最后灭亡的。
所谓七穆，前面已经介绍过，就是郑穆公的七个儿子传下来的强权家族，在当时分别是罕氏的罕虎、驷氏的驷带、国氏的子产、良氏的良霄、游氏的子大叔、丰氏的公孙段、印氏的印段。其中罕虎以当国的身份排名第一，良霄以执政的身份排名第二，子产排名第三。这些人不是郑穆公的孙辈，就是郑穆公的曾孙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本来应该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然而在罕虎当国的年代，却祸起萧墙，发生了反目成仇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十八年前。
公元前562年，驷带的祖父公子騑当国，当时郑简公派良霄出使楚国，要他办与楚国绝交的差事，结果楚国人却将良霄扣押起来，直到公元前560年冬天才获释。
因为这件事，良霄一直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发泄和报复。公元前546年，弭兵会盟之后，晋国的赵武接见郑国的七穆，要求大家赋诗。别人都是歌功颂德，唯独良霄吟了一首《鹑之奔奔》，当着赵武的面讽刺郑简公品行不良，不配当国君，搞到连赵武都听不下去，只好装傻敷衍。
公孙舍之当国期间，良霄当上了执政。人说穷酸刻薄，富贵宽容，可在良霄那里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地位的上升不但没有使他忘却当年被楚国人囚禁的屈辱，反而使得他的报复心愈来愈强烈。公孙舍之在世的时候，良霄还有所顾忌，不敢乱来，等到公孙舍之去世后，他料定罕虎当国未久，立足未稳，必定不敢太约束他的行为，便决定对公子騑的后人展开报复。
公子騑字子驷，因此其后人以“驷”为氏。公子騑早已于公元前562年冬天去世，继承家业的是其长子公孙夏。而公孙夏亦于不久前去世，将家业传给了儿子驷带，并嘱托其弟弟公孙黑辅佐驷带。
公元前544年冬天，良霄在朝会上提出要派公孙黑出使楚国。
公孙黑不愿意去，说：“楚国和郑国刚刚交恶，派我去出访楚国，不是想要我的命吗？”
平心而论，公孙黑这个借口找得并不高明，谁都知道，郑简公前不久才亲自去参加了楚康王的葬礼，两国的关系即便不算亲近，也绝不至于算是交恶。现在去楚国，谈不上任何危险。良霄如果心无杂念，很容易戳穿公孙黑的借口，逼他乖乖就范。但是很显然，良霄肚子里的火已经憋得太久，只要轻轻一碰，就爆发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们家世代都是办外交的行人，这就是你的本职工作，你凭什么不去？”
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驷氏家族世代为卿，公子騑曾任当国，公孙夏在众卿中排名也不低，即便是公孙黑，也好歹算个“卿”，怎么会是世代办外交的行人呢？大伙惊诧之余，不由得都将目光转向了公孙黑，看他有什么反应。
“外交的事，可以去就去，有危险就不去。”只听见公孙黑冷冷地说，“什么世代办外交，先父当国的时候，您才是办外交的行人吧？”
良霄像被人踩了尾巴的猫，一下子就跳了起来，眼睛冒火，死死盯住公孙黑：“你难道想抗命吗？”
公孙黑也“唰”地站了起来，手按剑柄：“没错，我就是要抗命，你能将我怎么样？”说罢一脚踢翻桌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朝堂。
良霄气得浑身发抖。
良霄和公孙黑的这次冲突，史称“良驷之争”。事情发生后，郑国的卿大夫们纷纷出面调和，希望这件事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同年十二月，在众人的斡旋下，良霄和公孙黑握手言和，并在良霄家里举行了盟誓。
然而，表面上的把酒言欢不能掩盖内心的剑拔弩张。当时在良霄家里见证会盟的诸位大夫中，有一个名叫裨谌的就私下对好朋友然明说：“虽然结盟了，但有什么用呢？《诗》上说，君子动不动就结盟，祸乱因此而滋生。现在我们这样，也是滋生动乱的做法啊！我悲观地估计，这一轮动乱恐怕要三五年才能结束。”
“是啊！”然明也忧虑地说，“依你之见，如果动乱的话，国家的政权将落到谁手上呢？”
“好人取代坏人，这是天命所归，除了子产还有谁？”裨谌很直接地回答，“就算是按部就班，也该轮到子产了。选择这样的好人，才能得到大家的尊重，连老天也为子产扫除了障碍——伯有（良霄字伯有）失魂落魄，子西（公孙夏字子西）又已经去世，除了子产还有谁？老天降祸于郑国很久了，这次一定要让子产平息它，这样国家就还有希望。否则的话，郑国就将灭亡啦！”
公元前543年春天，子产陪同郑简公访问晋国。叔向问起郑国的政局，子产回答说：“我也说不准，形势不明朗，今年应该会有一个结果。驷氏和良氏正在明争暗斗，不知道该怎么调和。”
叔向说：“我听说不是已经调和了吗？”
子产说：“伯有奢侈而又倔强，子皙（公孙黑字子皙）又好居人上，两个人互不相让，就算表面上和好，内心却还是不服气，乱局很快就要来临了。”
同年四月，由于对“良驷之争”感到忧心忡忡，郑简公亲自出面，将朝中的卿大夫都叫到一起举行盟誓，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和平共处。此举的出发点自然是好的，然而也暴露了郑国的内部矛盾已经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有人这样评论：连国君都参与大夫会盟，郑国的祸乱为时不远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郑国上下都处于一种不安情绪中的时候，事情的当事人——良霄却表现得出人意料的冷静。
所谓出人意料的冷静，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不就是大智若愚，要不就是真的蠢到了家。良霄显然是属于后者。
《左传》记载，良霄有一个爱好：酒。他不是一般地爱酒，而是嗜酒如命。按照周礼的规定，天黑之后，卿大夫是不能饮酒的，否则就是骄奢淫逸的行为。良霄当然不能忍受这样一条规定，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家里建造了一个地下室，天天晚上躲在地下室里饮酒作乐，而且往往是通宵达旦，乐而忘返。
据说有一天早上，各位大夫按惯例先到良霄家里朝见，准备在他的带领下一起去朝见国君。碰巧良霄前天夜里喝得高兴，酒宴持续到天明还未结束。大伙等到日上三竿都没看到良霄，就问他的家臣：“执政呢？”
家臣的回答很幽默：“我家主人正在山谷里呢！”
正在这时，地下隐隐传来钟鼓齐鸣之音。大伙儿面面相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都打着哈哈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回去了。”于是也不去上朝，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良霄倒是起得很早，跟着大伙一起来到公宫朝见了郑简公。说了没几句话，良霄又提出：公孙黑出使楚国那件事，怎么还没有落实？
此言一出，公孙黑“唰”的一声就站了起来，在场的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郑简公的脸也黑了，他心里想，大伙为了调和良、驷两家的矛盾，光是结盟就搞了两次，连我这个国君都屈尊去为你们劝架，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你倒好，一大早就满嘴酒气，坐都坐不稳，提什么“出使楚国”，嫌天下不够乱是吗？
良霄却没有注意到众人脸色的变化，打着酒嗝继续胡言乱语。散朝后，他回到家里，又一头钻进地下室，继续喝酒。
喝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当天夜里，良霄喝得酩酊大醉。恍惚之中，他似乎见到了自己的爷爷——郑穆公的儿子公子去疾。公子去疾字子良，所以他的后人以“良”为氏。在郑国的历史上，公子去疾是一个广受尊重的人，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郑灵公死后，人们本来要推选他为国君，可他坚决推辞，将这个机会让给了公子坚，也就是后来的郑襄公；第二，郑襄公上台后，想将包括七穆在内的所有穆族兄弟驱逐出境，是公子去疾据理力争，郑襄公才没有那样做。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公子去疾，就不会有今天的郑国七穆，这也是良霄一直引以为傲的。良霄看到公子去疾，连忙跪起来，想向他行礼，不料酒后身体失去平衡，刚跪起又瘫倒下去。公子去疾脸色冷峻，长叹了一声，嘴角微动，对良霄说了几个字。良霄没有听清，连滚带爬来到公子去疾的跟前，一把抱住他衣服的下摆，却抱了个空，这才发现公子去疾原来是没有腿的。良霄倒吸了一口凉气，惊得魂飞魄散，再看公子去疾的脸，已经变成了惨绿色。那张清瘦而骇人的脸上写满了悲伤，而嘴里分明在说着什么。这回良霄听清楚了，公子去疾说的是：“快跑吧孩子，不要再回来了！”
接着良霄感觉自己被人抬了起来，经过了一片浓烟滚滚的火场，然后被扔到一辆颠颠簸簸的马车上。马车快速奔驰，有好几次差点将他颠下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睁开眼睛就看到了满天的繁星。
“这是在哪儿？”他愕然问道。
“雍梁。”耳边响起了家臣的声音。
他猛地坐起来，四周寂寥，一片漆黑，显然是在旷野之中。依稀能看到十几名家臣围坐在他身边，手持刀弓，保持戒备的姿态。
“雍梁？”良霄脑子里闪过一丝不祥的念头，他知道这是一个离新郑四五十里远的地方，“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公孙黑突然发难，带着驷氏族兵攻袭我们，放火烧毁了良府，我们把您从地下室抬出来，就跑到这里来了。”家臣如实回答。
“啊！”良霄大叫一声，“公孙黑公然袭击执政府邸，难道没有人制止他？”
“朝中列位卿大夫，恐怕都在暗中支持公孙黑吧，否则的话，他也不至于胆大包天。”家臣说。
“什么暗中支持，分明是全力相助！”另一位家臣说，“你难道没有看见，围攻我们的不仅仅是驷氏族兵，还有其他家族的人？”
“那国君呢！国君难道也支持他？”良霄急忙问道。
“只怕也是。”
良霄颓然坐倒，好半天才问：“罕虎有没有派人参加？”
家臣们互相交头接耳了一阵，明确告诉他：“没有看到罕氏族兵。”
“那就好办了。”良霄露出一丝欣喜的神色。他心里想，罕虎没有参与攻打他，说明罕虎并不支持公孙黑，这就意味着罕虎还站在他这边，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地步。
他带着家臣们逃到了许国。不过，很快他就会发现，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的。
罕虎对良驷之争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良霄逃亡的第二天，郑国的卿大夫们会聚一堂，商量善后的事宜。罕虎这样表达了他的意见：“古人说，乱者取之，亡者侮之。已经灭亡的事物，干脆清扫干净，不要留残渣余孽；仍然存在的事物，我们就来巩固它。这就是国家利益的所在。七穆本是同气连枝，而伯有过于骄奢，与兄弟之族离心离德，所以才有此下场吧。”言下之意，良霄的逃亡，多半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从国家的稳定起见，就让他去吧！
从客观上讲，良霄的逃亡，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子产。他在郑国众卿中已经排名第三，良霄一走，他就排名第二，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执政了。有人向子产建议，目前驷氏风头正劲，而且罕氏、驷氏和丰氏本是一母所生，势力强大，不如主动向这三家靠拢，结为政治同盟。
子产却对此持不同的意见，他反驳说：“我难道跟他们是一伙的吗？国家的祸乱，谁知道怎么去平息它？如果主持国政的人正直而强有力，祸乱也就不会发生了。我啊，还是姑且在这乱世中保持自己的独立吧！”他亲自带人收敛了良霄家里死难者的遗体，没有参加当天的朝会就出走了。印氏家族的印段为子产的气节所感动，也跟着他一起出走。
正在开会的罕虎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去劝阻子产，有人感到不理解：您不是说走了的就让他走吗，子产既然不愿意跟着您，为什么不让他走？
“这个人对死人都能保持尊重，何况对活人呢？”罕虎说着，离开了会场，亲自驾着马车去追子产，并且向子产保证，只要他在世一天，就会保证子产的安全。
对于子产来说，出走只不过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很快接受了罕虎的好意，于第二天回到新郑，印段则迟一天返回，两个人都来到公孙黑家里，与众位卿大夫举行盟誓，认可了公孙黑攻击良霄的行为。几天之后，郑简公在宗庙与卿大夫盟誓，后来又在新郑的城门外与首都的居民盟誓。良驷之争以公孙黑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事到如今，良霄对形势的判断仍然过于乐观。他的反攻来得很快，也很有创意——逃亡之后的第十三天，他带人从新郑墓门（卿以下人士出殡专用之门）的排水沟潜入新郑，在驯马师羽颉的帮助下打开了当年郑襄公的武库，取出兵器盔甲将自己武装起来，进而攻打旧北门，企图控制整个新郑。驷氏家族的族长驷带发动首都的居民抵抗良霄的入侵。良、驷两边都派人去拉拢子产。子产说：“兄弟之间闹到这个地步，我已经无话可说。老天帮助谁，我就听谁的！”其实也就是坐视不理，保持中立的态度，由得他们去了。
战斗的结果是，良霄这方一败涂地，良霄本人也死在新郑的牲畜交易市场上。
回想起来，十一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54年，郑国的公孙趸去世。将要举行葬礼的时候，大夫公孙挥与裨灶清早起来商量丧事，路过了良霄家门口，看见他的门上长了狗尾巴草。公孙挥开玩笑地问裨灶：“你算算，伯有死的那天，这狗尾巴草还在吗？”当时木星正好在“降娄”的位置，也就是黄道十二宫的白羊座，降娄还在天空的中部，天就已经大亮了。裨灶掐指一算，指着降娄说：“还可以等木星再绕一周，不过伯有活不到木星回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了。”公孙挥当时不信，等到良霄被杀时，果然木星还在“娵訾”的位置，要到下一年才能抵达降娄。
子产听到良霄的死讯，跑到现场给良霄穿上礼服，伏在尸体上大哭了一阵，然后命人将良霄埋葬在斗城。驷带和公孙黑对子产的举动十分不满，打算将子产一并除去。罕虎知道之后勃然大怒，训斥他们说：“礼，就是一个国家的支柱。杀死有礼之人，国家也就垮掉了！”这才打消了他们的念头。
后人很容易指责子产置身事外，不负责任，独善其身。但我认为，在乱世之中，能保持沉默、坚守道德底线以及给予失败者尊严，已经很难能可贵了。要知道，那些动不动就参与到乱世纷争之中，胡乱给世界开药方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始乱终弃之徒，最终带给世界的不过是更绵长的祸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