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6章大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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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殷的话翻译过来很简单，用人话来说，便是自诩清官的不一定一直清，浊官也不一定一直浊，因此以月为限，加以考课，通过考试的便能“自证清白”，继续保持原有的官位，过不得的就开始降秩。
    这便是一场惊雷了，至少清官们听说这个消息，定是如遭霹雳：好日子到头了，国家要针对他们的浑浑噩噩不作为进行惩处。
    但更让人震撼的还在后头，那就是浊流可以通过考试进入九品之序，也就是说，若是出了一个真正的考神，他就可以从最低品的浊官一路往上卷，直冲到中央来！
    这怎么能够？如果证明了有清秀白莲可以从淤泥中诞生，那他们这些自诩清贵上流的士族，不就不能作为学阀垄断高职清官了吗！
    此言一出，近臣中出身士族者顿时明白大事不妙，至尊是来真的。
    然他们想要反驳，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借口，盖因考核的内容与中央官的考课接近，不是时政便是旧文历赋、经典名著，这还算是偏袒了他们，因为一旦考起具体的职责，即各州郡月令农时、风土人情、户口治安，那士族们便直接两眼摸黑了，似王徽之那般一问我三不知，还理直气壮的家伙，给高殷遇上便直接吊起来打。
    毕竟做官要履什么职都不明白，自然要吃板子，而且这是北朝，南朝那一套批判的武器在北地武器的批判面前不太顶用。
    纵使这些清流再找什么理由搪塞，高殷也会刨根问底，把他们那些小心思挖掘得明明白白；若实是不服气，还会安排晋升的浊官与这些所谓的清官在百官面前当场进行校试，那便是在整个朝堂面前出丑，真就是三四辈子的老脸都顾不成了。
    帝有此想，态度又坚决，近臣们便也不好反对，成为高殷意志的执行工具人。
    “那么便议定此决，使各州、郡中正上报郡国察秀孝者二百名，入文林大馆，等候考课。”
    文林馆作为高殷太子时的文学机构，随着高殷的登基水涨船高，出于高殷发展印刷术、招收寒门子弟而办学、钻研学科理论等各式需要，数次进行扩张，圈了一大块领地，往高殷印象中的后世大学直奔而去，也因此被时人称呼为“大馆”。
    与在朝中担任官职的文臣不同，文林馆臣是高殷亲手发掘的士人的主要聚集地，为乾明一朝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只不过高殷未曾正式承认，但隐约有这个苗头。
    国家官方的对应部门是国子寺，主官是国子祭酒，类似于现代的国家教育部部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于北魏一朝的中央官学设有太学、国子学、皇宗学、四门小学和专门学科教育，其中太学就是传统汉朝的最高学府，国子学则是司马氏为了满足门阀利益，专为士族子弟设置的最高学府，与太学大差不差，皇宗学是专门面向皇族子弟的学校，四门则是依照堂四方之门衍生出的四面学府，原本也面向再次一等的皇族子弟，而后无甚大用，专门学科便是“律学”、“算学”这类实用性强、适合就业的学科，学成后便是“律博士”或“算生博士”，人数不多，方便从事相关专业的工作。
    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国子寺内的太学、国子学等学府的学生有着品阶，算是政府官员，且入仕不需要策试，直接迁补便可，而后为官，算是一条方便的迁升之道，提出均田制的李安世、后来的名将贺拔岳、韦孝宽等人就都做过太学生。
    高殷则希望通过配置文林馆这个新机构，取代国子寺的部门职能，从而将未来诸多的新官员变成自己的门生，毕竟他是皇帝，帝国却不完全属于他，还属于整个统治阶级，而推行考课乃至科举，必然会引来那些士族的反弹，即便明面找不到理由，私下也会阻挠，尽可能拖延这套取士新法的成立。
    毕竟谁没事喜欢考试啊！
    因此若是在国子学考察这批孝廉，那么定然要出不少的幺蛾子，甚至会有什么星象之说来指桑骂槐，指责高殷动了祖制。
    而转入到文林馆便无太大问题，那是自己的潜邸，有着魏长贤、房熊、颜之推等诸多好用的文臣，使他们编纂考课教材问题不大，且文林馆本就是“待诏之所”，与皇帝本人关系匪浅，如果把皇帝视作一个类似丞相、司徒那样的职位，那么现在与高殷举行内朝的诸近臣和文林馆、天策府的文士将领们，就都是他这个“皇帝府”的私人辅属，优先执行皇帝的意志，对朝廷的责任则次之。
    且国子寺也不是没有安抚之策，高演登基后下诏，让国子寺可以备立官署，依旧置生，讲习经典，而且同样要岁时考试。这是高演对国子学的全新创制，比起前代的国子学，具备了更多功能，如训教胄子、统理学官和生员，为后来的隋唐所承袭，高殷既然灭了高演，便也不客气的将这项改革笑纳，这也符合他作为汉儒之君的风格，并根据旧魏制度重新设立四门小学等学科，不过律学和算学主要还是放在了文林馆内。
    等文林馆的地位与国子寺等同，那么他就可以如李世民那样，志得意满地宣称“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了！
    这样解决的，便是高洋时期未能解决的班底问题，因为上位的仓促，高洋在军权方面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仰仗一定程度上娄昭君的支持，才可以勉强控制住齐国的军事，这也使得他不能杀死高演高湛，与母后形成了一个脆弱的平衡；在文臣方面同样薄弱，必须借用兄长文襄的班底，也就此被文襄残党所束缚，文、武失衡而步入极端，才导致历史上高殷被政变的悲剧。
    但现在这个世界线则调转了过来，借助政变和出征，在军事方面的阻碍基本上被高殷踏平，虽然还需要改进，但至少没有了对皇权急切的威胁；文士方面，则在这一日对官制、考课以及学府的重新建构中，培养出只属于他高殷的基本盘来，从文林馆出来的文士，每一个都会打上“帝党”的烙印，比国子学和太学那帮走朝廷路线的学生，多了一层简在帝心；
    而只要持续推进这样的改革，国子寺官方必定会眼红，同样希望亲近天子，继而承认这一套改革，使得高殷在官学外创立的各私学取得崇高地位，如此一来，朝廷中士族门阀所能把控的职位就会变得稀少，进一步削弱他们的能量。
    高殷也在这一场谋划中收回对官职改易和任免的权力，成为更加真实的帝王。
    权力这种东西，或许可以通过“继承”取得一部分，但想取得所在职位应有的、乃至更多的权力，就需要去压制同僚、糊弄上级，以欺骗和强夺而得之，因此某种意义上，皇帝便应当是野心最大，也最能好勇斗狠之人，否则便不配再做皇帝。
    连权力都不渴望，你登上那个位置做什么？看风景吗？
    而这种竞争，较之厮杀的战场更为险恶，因为根本没有人流血，所有人都是同国，但敌友之间分分合合，潮浪之下暗流涌动，只有到最后尘埃落定，才知道自己做错过什么。
    如今高殷借助着历史的预知视野，对齐国的官僚体制挥出第一剑，这剑杀的是庸碌纨绔，只有真英雄会被激出豪气，为了他的“天下苍生”与天子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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