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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出征(第1/2页)
民国三年冬，烟台。
十一月的海风已经有些扎手了。张振勋站在酒窖入口，身上披着一件深灰色的羊毛大氅，手里攥着一份刚从北京发来的电文。电文是外交部转发的，内容简短：“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定于民国四年二月开幕，中国政府决定组团参加。特聘张振勋先生为'中国赴美商业报聘团'团长，望即日起筹备参展事宜。“
酒窖门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已经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在灰白色的天幕上勾出一幅细密的墨线图。张振勋望着那片枝丫，站了好一阵子，然后转身推开那道厚实的橡木门，走下了台阶。
酒窖里比外面暖和，油灯的光在拱形石壁上铺了一层均匀的暖色。他沿着甬道走到储酒室，站定，目光从那一排排码放整齐的木桶上缓缓扫过——每一只桶上都用粉笔标着年份和品种，字迹有的已经模糊了，有的还很清晰，像一排排被不同年份的雨水浸过的路标。
他在酒窖中央站定，把那封电文重新展开，又看了一遍。然后把电文折好放进怀里，转过身对跟在身后的老汤说：“召集人。晚上开会，所有人都到。“
那天傍晚，酒坊内坐满了人。酿酒坊的工人、葡萄园的园艺人、账房先生、库房人员、酒坊经理张成卿、酿酒师约瑟夫·巴保、园艺师施密特，连看门的那个老伙计也被叫来了。橘黄的煤油灯光照在一张张被海风磨粗糙的脸上，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张振勋身上。
张振勋站着，身上还披着那件深灰色的大氅。他等所有人到齐之后才开口，声音不大，但酒坊里安静得连煤油灯的灯芯燃烧声都能听见。
“美国政府开了个万国博览会，请各国送产品去参展。政府已经决定参加了。派我去当团长，带一批中国商品去旧金山展出。“
片刻的安静后。有人低声议论了几句，被旁边的人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又安静下来。张振勋没有停，继续说：“张裕也要送酒去参展。四款——红玫瑰、雷司令、可雅、味美思。这次不是去卖酒，是去替咱们中国人争口气。“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酒坊里安静了更久一些。几个年轻学徒直了直腰；账房先生把烟袋从嘴里拿了下来，握在手里；张成卿神情变得兴奋；施密特和巴保交换了一个眼神，又各自转回去看着张振勋。
张振勋把手伸进怀里，摸出那枚铜钱，握在掌心里。他没有把铜钱亮出来，只是握着，感受着那枚磨得光滑的、被体温焐热了的铜质圆片的形状和边缘。
“这瓶酒，不是张裕一家的酒。“他说，“是咱们中国人在世界面前端出来的第一杯。好喝不好喝，人家说了算——但有没有这个胆量端出去，咱们自己说了算。“
他把手从怀里拿出来，掌心空空地垂在身侧，朝老汤示意了一下。老汤端着一只托盘走过来，托盘上放着四只不同形状的酒瓶，依次排列——红玫瑰的深红、雷司令的淡金、可雅的琥珀、味美思的褐红。张振勋拿起红玫瑰那一瓶，在灯光下转了一圈，让光穿过玻璃瓶身，在桌面上投下一小片深红色的光晕。
“这一批酒，我亲自挑。装瓶前都要开桶尝过，不够好的，重新调。调不好的，倒掉重来。“
那几个月里，张振勋几乎住在了酒窖。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透，他就披着大氅走进甬道，沿着那排木桶一只一只地查看。每一桶酒的陈酿进度、每一桶的澄清度、每一桶的香气变化——他都亲自取样、亲自品、亲自做记录。
烟台的第一场雪落在东山坡上的时候，张振勋正在酒窖里开桶。
巴保从最深处那排架上取下一只编号“甲七”的小桶——这酒液，陈了四年，用的是光绪三十四年采收的那批雷司令，那一年烟台的雨水少，糖度高，是他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好年份”。旁边还整齐排列着十多个小桶，有几桶还是等待着精心调配的蒸漏酒原液。
巴保把桶侧的水龙头拧开，暗金色的酒液淌进一只透亮的水晶醒酒器里，发出细密而绵长的声响，在窖底石壁之间来来回回地荡着。
张振勋站在旁边没有催促，等酒液注满三分之一才伸手端起醒酒器，倾斜着对着悬在头顶上方的煤油灯看了很久。那酒的颜色在灯光里泛着淡金色的光泽，边缘有一圈几乎透明的清亮，像一片被极薄的阳光凝结住的、正在缓慢流动的时间——不完全是酒，更像是被装进了容器里的某个年份本身。他把它凑到鼻端，闭了一会儿眼睛。雷司令特有的那层极浅的果香浮上来，清冽干净，像冬天早晨推开窗时迎面扑来的空气。他睁开眼，没有用杯子，直接从醒酒器的倾口抿了一小口，含在嘴里，舌尖从两侧推到舌根，然后咽了下去。
他把醒酒器搁回桌面上，对巴保说了一句话：“够格了。封瓶。”
巴保点了点头，从工具箱里取出一把专用的软木塞钳和一卷浸过蜡的麻线。他没有立刻动手，先看了一眼张振勋的脸。“张先生，这批酒送到旧金山去——您觉得，能拿奖吗？”
张振勋拿起那只已经空了的品酒杯，对着灯又看了一次杯壁上残留的那层极薄的酒痕。“拿不拿奖，去了才知道。”他把杯子放下，“可不去，就永远不知道。”
巴保低下头，开始封瓶。他的动作很慢，比平常慢得多，蜡封缠得密密的、紧紧的，像在为一只将要远行的船加固舱壁。
红玫瑰，酒液的颜色深得发乌，在灯光下透出一种接近琥珀的边缘光晕；雷司令清新而明亮，带着海风一样的爽利感；可雅白兰地经过多年橡木桶陈化，入口之后有一层绵长的暖意在舌根处缓缓展开；味美思带着果香和花香的复合气息，香气比前几款都更复杂一些，每一层的展开都像在翻阅一本夹了许多书签的旧书。
张振勋站在旁边看着他封完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四只桶里的酒液被分装成四组样本，每一组都用不同的标签区分：红玫瑰、雷司令、可雅、味美思。标签是专门印的，白底黑字，四角压了暗纹，最上面一行印着一行小字：“中国·烟台张裕酿酒公司”。
他伸手摸了摸其中一瓶的瓶身，凉意透过玻璃传到指尖。“老汤，”他朝窖口喊了一声，“备船。下周去上海。”
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
赴美代表团的集合地点在一栋临江的三层西式楼房里。张振勋到的时候，楼下已经停了几辆汽车，穿着各色衣裳的人进进出出，有的手里攥着文件袋，有的抱着成卷的图纸，有的在跟码头工人核对将要装船的木箱数量。他站在台阶下面看了一会儿，才跨进门去。
二楼的会议厅里已经坐了大半圈人——政府代表、商会代表、各地的实业家，有人穿着新做的西装，有人还穿着旧式的长袍马褂。角落里坐着几个年轻的面孔，穿着深蓝色学生装，面前摊着笔记本，笔尖在纸面上飞快地划过。他们的眼神在满屋子的陌生人之间来回穿梭，像刚从笼子里被放出来的鸟，还不清楚这片天空有多大、风会从哪个方向吹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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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勋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不多久，从会议厅侧门走进来一个人，个子不高，戴着圆框眼镜，穿着一件深灰色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他走到主位站定，环顾了一圈，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平均地停留了很短的一瞬，然后开口了：“诸位，我叫，这次赴美商业报聘团的秘书。张振勋先生是团长，今天他也在。”
他朝张振勋的方向点了点头。张振勋微微颔首。
黄炎培从随身的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展开来：“这次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是中国民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参加的国际展览。我们的展区面积一千二百平方米，比上届增加了三倍。参展品类包括丝绸、茶叶、瓷器、矿产、机械、食品、酒类、工艺品——一共二十七个大类，三千多件展品。”
他念完了清单之后翻到下一页。“船期定在十二月初，从上海出发，经横滨、檀香山，约二十五天抵达旧金山。展品装箱本月底必须全部完成。下面请各品类代表汇报准备情况。”
轮到张振勋的时候，他只是简单说了几句：“张裕公司备了四款酒，已经封瓶装船。品酒会安排了三场，展台设在食品馆东区。”
他没有提“拿奖”的事，没有提“争光”的事。在他说完坐下之后，黄炎培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层很浅的、像是确认了什么的眼神，然后翻过下一页，继续往下念。
那天散会之后，张振勋在走廊里被黄炎培叫住了。“张先生。”他走过来，手里还拿着那份文件，“您的展台位置，我给您调了。原本在食品馆东区靠里的位置，我让人换到了中央通道旁边。人流最大、光线最足的位置。”
张振勋看着他。“为什么？”
黄炎培推了一下眼镜。“我去年看过一份报告，说您那个酒厂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可我觉得——您那酒，应该是做给所有人看的。”他说完微微欠了欠身，“船期若有变动，我会提前通知您。”
他转身走了。走廊里的光线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那个并不算高的身形在地砖上拉出一道细长的、正在移动的影子。
张振勋站在原地，过了一会儿才转身下楼。走到街上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外滩上方那片灰蒙蒙的天，忽然觉得那云层比来时薄了一些，像有什么东西正试图从后面透出来。
出发前三天，张振勋回了烟台。
老汤在酒坊门口等他。他已经把去旧金山要带的行李收拾好了——一只牛皮箱、一件厚呢大衣、一顶灰色礼帽、两双换洗的鞋。张振勋看了看那只箱子，没有打开，只说了一句：“明天去一趟坡上。”
第二天清晨，他穿着那件旧了的灰布棉袍上了东山坡。雪已经化了，地面还有些潮，踩上去带着微微的下陷感。他沿着田埂走了一遍——从最先种的那排雷司令走到最晚嫁接的那片赤霞珠，弯下腰去查看每一排根部的覆土是否被雪水冲刷过，有裸露的地方就蹲下来用手拢一捧新土覆上去，用手掌轻轻拍实，像在替一批即将远行的子女整理最后的行装。他在那排最早的雷司令前面蹲下来，摸了摸那根最粗的主干，二十一岁了，树皮皴裂如老人的手背，可每一年的新枝都从那些皴裂的地方长出来，一直长到铁丝架最顶上才停下来，朝着光的方向转过去。
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老汤，”他头也没回，“我走了之后，坡上的活交给施密特。今年春天的修枝，让他看着办。”
老汤站在坡下，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掌柜的，您放心。”
张振勋直起腰来，最后看了一眼整面坡。在初冬稀疏的日光里，那些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轻微地颤动着，像无数根在等待信号的手指——它们随时可以重新张开，随时可以开始生长，随时可以接住下一个季节的雨和光。只要根系还在底下。
他转身朝坡下走去。那件旧棉袍的下摆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反复了几次。他在坡底停了一步，侧过头，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说了一句：“等我回来。”
出发那天，上海港起了雾。
十六铺码头的轮廓在乳白色的雾气中模糊不清，汽笛声从四面八方同时传来，像无数只正在各自寻找方向的号角。张振勋站在码头上，手里抱着那只樟木画盒。那盒子里装着“品重醴泉”的题字，他没有挂在酒坊的墙上，也没有放进那个装满他这辈子最重要物件的箱子里。他把它带在身边，去旧金山。他要让那四个字跨过太平洋，让它在另一片大陆的土地上被另一双眼睛看见。他不打算把它拿出来展览，可他知道它在箱子里。那只画盒的分量很轻，可此刻搁在他臂弯里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正抱着整座酒窖的重量。
老汤站在旁边，伸手去接那只画盒：“掌柜的，我给您放箱子里——”
“不用。我自己拿。”
他抱着画盒走上跳板。甲板上已经站了一些人，靠着船舷在雾里看岸上。他找了一个不靠边、也不对着风口的位置，把画盒放在膝盖上坐了下来。船汽笛响了第一声——长，在雾里拖了很久才散开。然后是第二声——短促一些，像在催促。然后是第三声——更短，更脆，像一根弦被拨到了尽头之后松开。船身微微震了一下，开始缓慢地离开码头。
船头劈开雾气和海面，朝着东南方向缓缓地转去。那个方向通往太平洋，通往旧金山。通往一片他从未踏足过的土地。他在七十四岁的时候，第一次去美洲。不是为了开拓市场，不是为了寻找新商机，是为了让装在瓶子里的、那些从光绪十八年第一镐头落土开始就一直在积攒的东西，被另一片大陆上的人们看到。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可是他知道，只要那些瓶子和那幅字还在船上，那条路就没有白走。那些正在跨越太平洋的瓶子和字，会替他完成后续的路程，在他走不动之后继续走下去，穿过海峡和大洋、穿过不同时区和气候带、穿过许多他未曾到过的地方和许多他素未谋面的人的生活，一路延伸到连他自己都无法预知的远方去。
他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海风从舷窗外灌进来，带着初冬特有的清冷，把甲板上那些零散的说话声吹碎成一片模糊的嗡鸣。那些声音叠在一起，像一层正在被缓慢编织的、看不见的织物，正在包裹着这艘船和它携带的一切，朝着它该去的方向移动。
船已经看不见上海港的轮廓了。四周全是雾。可他抱着那只画盒坐在那里，心里很稳，像他年轻时第一次在巴达维亚码头等待船靠岸时的那种感觉，不过这一次他不再需要靠岸了——他正在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