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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地到远方(第1/2页)
从土地到远方
——一玄《重阳碑》里的农村青年出路图谱
“金娃子，你也要继续往前走了。等你毕业工作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比重阳镇大得多的世界。”【第84回】
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正经历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土地不再能困住所有人，时代的缝隙里透进了光。《重阳碑》里那些年轻人的命运，正是这场革命的文学切片。他们离开土地，不是不爱这片土地，而是土地已经装不下他们的梦了。
一、为什么要离开：土地与人之间，长出了一道裂缝
“阿爷说，农村人，惟有读书才可以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第16回】
冷茹心这句话，道出了一代农村孩子的集体心声。但“跳出农门”的渴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深刻的现实根源。
首先是农业的苦累与回报不成正比。小说中对农忙场景的描写极其细致：冷姑爷家“田少土多”，坡地上的土“机器开不上去，全靠人工。翻地靠锄头，挑粪靠肩膀，收割靠镰刀。每一粒粮食，都是用汗珠子泡出来的”【第14回】。可即便这样拼死拼活地干，冷姑爷家一年总收入不过五千多，而大表哥茹冰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要花掉大半【第93回】。莫愁姑姑那句“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赚到的是一日三餐勉强糊口而已”【第16回】，几乎是八十年代中国亿万农民的共同叹息。
其次是“包产到户”带来的双重效应。一方面，生产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农民有了种什么和怎么种的选择。据我的农村朋友讲述，当年（1980年）普通农民七口之家的责任地，全部种植经济作物辣椒，由于种植技术和农药化肥等跟不上，加上市场不健全，流通体系没有形成，需要工产品的城市没有货源，生产农产品的农村没有市场。所以，全家人的责任土地种植经济作物的收入，仅仅够购买一台“宫灯牌”收音机。这个收入水平，在当地也是非常高的收入。估计小说描写的年代应该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了，因为“冷姑爷去年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地，总收入才五千多”（六口之家全部土地总收入，纯收入还少一些）【第93回】——这在当今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也浮出水面。据记载，1981年四川有3800万农村劳动力，其中1500多万是剩余劳动力。人地矛盾空前尖锐。三表哥茹雪说“咱们这一大家子都挤在那几块地里，无论怎么立体农业也刨不出多少钱来”【第93回】，正是这种矛盾的文学表达。
最后，“走出去”的信息和渠道开始出现。三表哥说“四满满他们在浙江打工拉石头，正好回来招聘工人”，“一个月就可能找到三四百块钱”【第93回】。三百到四百块，差不多是冷姑爷种一年地收入的十分之一。两相对比，“离开”就成了一个理性的、甚至唯一的选择。而“恢复高考”打开的另一扇门——考上大学就拥有干部身份、国家分配工作——更是让“读书改变命运”从口号变成了无数农村家庭亲眼见证的现实。
于是，一代农村青年面前，铺开了三条路：升学、打工、做生意。每条路都通向远方，每条路也都有各自的代价。
二、升学：最窄的桥，最远的路
“升学”在八十年代的农村，几乎等同于“逆天改命”。东西哥考上省城大学，是整个重阳镇的骄傲；金娃子考上中师，是“全镇中考第一名”【第96回】；茹冰表哥复读三年终于考上大学，冷姑爷骑着自行车赶了十八里山路来报喜，进门时“嘴唇干得裂了口子，可一双眼睛亮得吓人”【第30回】。
升学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的是一条彻底的、制度性的出路。一旦考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从此彻底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正如冷姑爷所说：“农村人，惟有读书才可以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第16回】高考恢复后，无数农家子弟正是通过这条“最现实最直接的上升渠道”实现了命运的翻转。
但升学的门槛极高。1977年恢复高考时录取率仅4.8%，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绝非虚言。东西哥是“全县第三名考上的大学”【第44回】，茹冰复读了三年才考上，而更多的人——如三表哥茹雪——在高考失利后，只能转向另外两条路。笔者有一位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朋友，在喝酒到位的时候，他意气风发相当自豪地说：“我们为什么抓升学率？为什么允许办补习班？因为我们每年中高考升学离开土地的人数多大数千人，几乎相当于一个建制村的总人口！减少农村土地人口，就等于扩充了国土面积……”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人地矛盾之尖锐。可短短数十年时间，现在农村，由于年轻人三不主义（即外出的或者在家的青年，奉行要么不结婚、结婚不生子、打工不还乡等）流行，农村土地仅仅靠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种植，丢荒弃耕，甚至到了需要村干部花钱购买服务为外出务工的村民种地的地步。
升学的另一面是家庭的全员付出。冷姑爷为了供四个孩子读书，“靠一双勤劳的手，把包产地种植得方圆几十里没人不夸奖的，至今还没有欠哪个的债务”【第16回】。一个“至今没有欠债”背后，是父母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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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工：最多人走的路，最深的挣扎
如果说“升学”是窄门，“打工”就是宽门——宽到几乎每个农村家庭都有人走进去。
三表哥茹雪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高考落榜后，面临着三条岔路：复读、外出打工、在家种田。他选择了最难的那条——留下来。但他留下来不是因为认命，而是因为责任：“大哥出去读书了，二姐要出嫁，四妹还小。阿爷腿脚不好，阿姆一个人撑不住。我要是走了，这个家就散了。”【第95回】
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个结：“我还是比较羡慕那些出去打工的……他们不用这么辛苦……挣一样多的钱，农民要比其他的多付出一些！”【第95回】这句话里有不甘，有羡慕，也有一种被时代浪潮抛在身后的焦虑。八十年代末，沿海工业快速发展，全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一个月就可能找到三四百块钱”【第93回】的诱惑，对任何一个农村青年来说都是巨大的。
打工意味着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但同时也意味着漂泊、不稳定和身份的模糊。小说中虽然没有正面写打工者的遭遇，但通过三表哥的犹豫和挣扎，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农村青年的普遍困境：一方面，种地的回报太低，难以支撑家庭的梦想；另一方面，外出打工又意味着背井离乡、抛下父母和土地。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对许多农民来说，外出务工的逻辑是“为了提升村庄生活的质量”，务工收入流入村庄、滋养农村家庭。他们是土地的供养者，即便身体离开了，根还留在那里。
四、做生意：少数人的冒险，时代的弄潮儿
第三条路是“做生意”。这条路的代表是虚老幺——他在海南倒过彩电、在温州倒过皮鞋、在深圳炒过地皮【第61回】，回来后开了重阳镇第一家咖啡屋，“门楣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招牌”，“一到晚上就一闪一闪的”【第61回】。
虚老幺的成功，建立在改革开放后“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到集镇落户”的政策松动之上。他代表了那个时代最有胆识的一批农村青年——不安于种地，不满足于打工，而是抓住市场经济的缝隙自己当老板。他的咖啡屋里“并排搁着咖啡杯和搪瓷缸子”【第66回】，这个画面本身就是时代的隐喻：新的和旧的，外来的和本土的，正在同一个空间里碰撞、共存。
但做生意这条路的风险也最高。虚老幺能成功，是因为他“跑得比别人快，胆子比别人大”【第61回】。而更多的人，可能像丽春OK厅的老板张春一样，开张时鞭炮震天，不到半年就“卷帘门拉下来了”【第66回】。做生意的门槛不在于资金，而在于眼光、胆识和运气——这些都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
五、还有一条路：留下来的人
升学、打工、做生意——三条路通向远方。但小说中还写了第四种人：那些选择留下来的人。
三表哥茹雪是其中最动人的一个。他没有升学，没有打工，没有做生意。他留在了那片坡地上，但他不是被动地“认命”——他把种地变成了科研。他在笔记本上把阿爷的经验和书上的理论一一对照【第94回】，自己开了一块试验田，“想看看在咱们这山坡地上，哪种密度最合适”【第95回】。他说：“搞不出名堂来，就继续搞。反正地在这儿，跑不了。”【第95回】
还有冷姑爷。他搞的“立体农业”——玉米地里间种海椒，高杆作物下套种花生，四周种豇豆，花生地里还有西瓜【第92回】——正是包产到户后农民生产自主权释放的生动写照。他没有离开土地，但他用脑子改变了土地的面貌，让“一亩地顶别人家两亩地的收成”。
留下来的人，不是没有远方，而是把远方种在了脚下的土地里。
六、每一种离开，都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东西哥对金娃子说：“根在这里，走再远都会回来。”【第84回】
升学、打工、做生意——三种离开土地的方式，对应着三种不同的命运轨迹。升学的人获得了制度的庇护，但也可能从此与土地渐行渐远；打工的人获得了即时的收入，但也承受着漂泊与不确定；做生意的人获得了财富的可能，但也承担着最高的风险。
而无论走哪条路，那个叫“根”的东西始终在。就像甄贤公公走了五十三年，最终回到了无字碑前；就像郑光才跑了四十年，最终还是跪在了白蔹的坟前。离开，有时候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金娃子在中师宿舍的硬板床上，摸出甄贤婆婆给他的那枚银元，边齿上的划痕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第107回】。那道划痕像一条细细的辅助线，从过去延伸到未来。他不知道这条辅助线最终通向哪里，但他知道——根在这里，路在脚下，远方在呼唤。
这就是八十年代农村青年的全部命题：在根的牵引和远方的召唤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