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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是个问题。
自家的电影院能放，可那只是让自家老百姓看。要让全世界看见，得走外头的路。
文化口先联系了几家欧洲公司，碰了钉子。一听是龙国的片子，客客气气回一句「排期满了」。
方启明没灰心，通过渠道把片子送到高卢鸡家一个老发行商手里。这人叫波登，干了一辈子电影，手里攥着半个欧洲的影院关系。
波登先生听说片子来自龙国，头一句话就是：「先生们，我很忙。龙国的影片，我们这里没有市场。」
送片的人说：「您先看二十分钟。看完，我们听您的。」
波登勉强答应了。
当天晚上，他坐在自己的放映室里。
二十分钟过去了，他没喊停。
片子放完，灯亮。波登坐在那里，烟烧到了手指。
第二天一早，他的电话打到北京：「我要全欧洲的版权。不，全世界的。你们开价。」
十一月，坎城。
一部没有明星丶没有大场面丶彩色胶片只用了很少一部分的纪录片，被排进了午夜场。
首映那天，放映厅坐满了。有记者是冲着「龙国第一部商业出口纪录片」的名头来的，等着看笑话。
放到一半，厅里没有人离场。
放到越南老太太问「看见了能怎么样」的时候，有人捂住了嘴。
放完，灯亮。
沉默了几秒。
然后有人站起来鼓掌。第二个。第三个。最后全场起立。
掌声响了很久。
星条国代表团提前退场。记者追出去问为什么，领队黑着脸，只说一句：「我们不评论一部由龙国出品的作品。」
记者把这句话记下来，第二天登在报上。旁边配着全场起立鼓掌的照片。
两张照片摆一块儿，不用再多写一个字。
老沈上台领奖，穿的是深色中山装，领带是苏曼连夜给他系的。他在后台嘀咕：「勒脖子。比枪毙还难受。」
主持人问：「沈先生，您是如何导演这部影片的？」
老沈的回答，通过翻译传出去，只有两句话：
「我没有导演什么。我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没把镜头挪开。」
台下又鼓掌了。
老罗没去坎城。他在北京，守着收音机等消息。
他的歌早写好了。歌名《妈妈的信》。
谱子简单。词也简单。一共八句。头两句是：「妈妈的信上说，村口的麦子收了。妈妈的信上问，秋天还打不打。」
就这两句，改了十一稿。
歌写好的那天，他拿着谱子去找林建，在办公室里唱了一遍。唱完问：「将军，成吗？」
林建听完，只问了一句：「你唱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谁？」
老罗说：「想我东北的娘。」
林建说：「那就对了。想自己的娘，比想什么灯塔都好使。」
这首歌是这么传开的：先在坎城放映的片尾响起，接着被几个欧洲电台播了，然后像野火一样烧出去。
没人知道作曲家是谁。
星条国的年轻人第一次听见它，是在一个反战集会上。一个背着吉他的女学生唱了头两句，下面上万人跟着唱完了剩下六句。
星条国几家电台也播。有个深夜节目的主持人播完歌，说了一句：「女士们先生们，这歌不是咱们这儿写的。但它是写给咱们听的。」
当晚，电台罚款通知就到了。
第二天，他又播了一遍。罚款翻倍。
第三天，别的电台跟着播。
后来有个段子，说星条国大兵在越南丛林里，从缴获的半导体里头一回听见这歌，听完跟战友说：「这歌比国歌管用。国歌催命，这个催回家。」
段子真假不知道。歌是传遍了。
书是最后出来的。
老顾和苏曼带着人，写了几个月，出了《另一个星条国》。从贫富分化写起，写到种族矛盾，写到政治献金，写到越南战争的花销和死伤数字。
所有数字都有出处。每章后面列着一串注释，出处全是星条国自己的统计年鉴丶听证会记录丶报纸报导。
书先在牛牛家出版，然后是高卢鸡家，然后是欧洲十几个国家。一个月译成十二种语言。
巴黎有家书店，把书摆在橱窗里，旁边立了块小牌子：「本店最受欢迎的一本书。也是本店最不受某些使馆欢迎的一本书。」
卖的越好，星条国越难受。
因为没法反驳。数字是他们自己统计的，听证会是他们自己开的，照片是他们自己登过的。
顾谦跟林建说：「我写了三十年小说，头一回写东西不用编。爽得很。」
林建说：「那你多写点。写这个比写小说挣钱。」
老顾愣了。
「这书在国外的版税，」林建从抽屉里拿出几张单据，「电影厂和出版社都收到了分成，拿外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老顾摇头。
「意味着笔杆子也能创汇。」林建把单据放下，「工厂丶油田在挣外汇，你们的笔也能。以后谁再说文化人不生产，你把这个甩给他。」
这话传到文化口，传得很快。
……
到了十二月，风向彻底变了。
《灯塔下的阴影》在欧洲丶拉丁美洲丶亚洲一路放过去，票房和评论两头都赢。
伦敦的报纸说：「这不是一部电影。这是一面镜子。」
南美有个国家的首都，大学生游行时用西班牙语唱《妈妈的信》，唱的整条街都是。老罗听说后，头一个问题是：「他们唱跑调了没有？」
翻译说：「跑了。跑的还挺厉害。」
老罗急了：「那不行！我把谱子改成简谱，让他们照着唱！」
苏曼拦他：「老罗，人家有自己的唱法。歌传出去了，就不归作曲家了。」
老罗咂摸了半天：「也行。跑调也是唱。比没人唱强。」
南美一家老电影院的放映员记了一笔帐，说这片子放了二十九场，场场满座。观众大多是穷人，散场的时候没人说话，都低着头走。
有个老人看完「情报机构策划政变」那一段，坐在座位上没动。放映员去问他，他摆摆手，说了一句话：
「这一段，我们这儿就演过。」
东京的影院门口排长队。记者拦住一个刚散场的年轻人问感想。年轻人只说了一句：「我们离他们太近了。」
什么意思，亚洲人都懂。
龙国自己家里也放。公社的放映队扛着机器下乡，露天挂银幕，男女老少搬着板凳坐了一院子。
片子里头，星条国的警察拿高压水枪冲游行的人。看到这儿，人群里有个老大爷「啧」了一声：「这水枪，比咱们村浇地的高压泵还冲。」
旁边人笑。笑着笑着，都不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