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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
头顶上的太阳像是一个火炉，毫无遮拦地悬挂在半空中，炙烤着这片黑土地。
脚路面上积着一层厚厚的浮土，稍微动一动脚，那黄土沫子就飞扬起来，在阳光下打着旋儿。
马山被这太阳晒得眯起了眼睛。
“乔红上次在村子里是什么时候？”
“哎哟，警察同志，你问我这个，我上哪儿知道去啊。”刘仕怡一边擦着汗，一边皱着眉毛，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
“反正这人吧，突然就在这村儿里消失了。前前后后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你说我也不是她爸，我也不是她妈，她一个大活人，腿长在自己身上，她爱去哪儿去哪儿，我也管不着她啊，你说对不？”
刘仕怡话里话外全是一个意思，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那你上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这个嘛……”
刘仕怡拉长了音调，一边回忆一边说道：“大概……也就是三年多前儿吧。”
“三年多前？”
马山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砸了过去。：“具体是三年多前的哪个月？”
“什么季节？当时她穿的什么衣服？你们在哪儿碰见？”
刘仕怡被问得一愣一愣的，他苦着一张脸：“哎呦喂，这你可是难为死我了。”
“这都三年多前的事儿了，我这一天到晚村里村外那么多烂包事儿要管，东家长西家短的，我哪能记那么清楚啊！”
刘仕怡连连摆手，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具体的日子，我是真记不清了，就记得大概是那个年头。”
马山并没有因为刘仕怡说记不清就停下盘问。
相反，这正是他接下来要发力的关键时刻。
作为一名在一线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老刑警，马山有着极其丰富的询问经验。
他非常清楚，当一个人在回答记不清的时候，往往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
一种是真的时间久远，记忆发生了模糊和衰退。
而另一种，则是心里有鬼，试图用记不清这种万能借口来掩盖事实，逃避警方的追查。
要分辨这两种状态，单靠听对方嘴里说出来的话是远远不够的。
多数情况下语言是可以经过编造的，但人的反应很难在短时间内被刻意控制。
“你回想一下，三年前你最后一次见她，她是一个人，还是跟别人在一起？”
“你们当时说话了吗？如果说了，聊的是什么？”
“那段时间村里有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气或者日子能帮你把记忆挂上钩？”
“她离开村子之前，有没有来村委会开过什么证明信？”
“村里有没有其他人跟你提过她要去哪儿？”
马山的问题看似琐碎，但这恰恰是在构建一个逻辑测试网。
如果刘仕怡在某一个细节上撒了谎，那么在面对这些多角度的交叉询问时，他的脑子就必须高速运转去圆这个谎。
一旦算力跟不上，前言不搭后语的破绽就会显现出来。
在不断抛出问题的同时，马山也在不断观察。
他在观察刘仕怡在听到每一个问题瞬间的瞳孔变化。
人在听到具有威胁性的问题时，瞳孔会发生无意识的收缩。
阳光无情地倾泻在刘仕怡的脸上，将他脸上的每一个毛孔、每一道皱纹都照得清清楚楚。
刘仕怡面对马山疾风骤雨般的提问，回答得虽然磕磕巴巴，但他的眼神并没有出现那种心虚的飘忽不定。
干了这么多年的刑警，马山那套察言观色的本事早就已经炉火纯青。
像刘仕怡这样一辈子待在农村，没受过什么反审讯训练的农民，如果他心里真的藏着秘密，是绝不可能做到如此滴水不漏的。
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马山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刘仕怡没有撒谎。
他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回答，逻辑上都能自圆其说，听上去并没有什么破绽。
他之所以说记不清，是因为他真的记不清了，而不是在刻意隐瞒。
站在马山身后的年轻民警捧着笔录本，不停沙沙的记录着。
随着刘仕怡的回答逐渐见底，这场烈日下的盘问也到了尾声。
笔录本上已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好几页，笔录很快就做得差不多了。
其实马山心里也很清楚，说的实在一点，刘仕怡今天能够提供的线索也有限。
每当话题触及到乔红这个人的时候，刘仕怡的脸上总会闪过一丝抵触。
这倒不是因为他跟乔红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因为乔红这人在村里的人际关系实在是让人头疼。
她和村里很多人的关系搞得都比较僵，平时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没少跟左邻右舍发生摩擦。
刘仕怡作为这个村的村长，村里的大事小情他都得出面。
这几年因为乔红和别人的纠纷，他亲自上门参与过的调解都不下十几次了。
每次调解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得他脑仁儿都疼。
久而久之乔红在刘仕怡的潜意识里就等同于一个麻烦。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马山的目光从刘仕怡的脸上扫过，语气也跟着放缓了下来。
听到这句话，刘仕怡如蒙大赦。
他立刻浮现出一种迫不及待想要结束的表情。
“没有了，没有了，警察同志。”
“你确定，你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些情况，基本属实吧？”马山盯着刘仕怡反问道。
“我得提醒你，你今天跟我们说的这些话，这可是具有法律效益的。”
“你要是对公安机关隐瞒事实，或者提供虚假线索，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属实，绝对属实！”刘仕怡拍着胸脯。
“我刚才说的句句是实话，要是有半句瞎话，天打五雷轰！”
马山点了点头，对这个表态还算满意。
他冲着身后那个负责记录的年轻民警招了招手，示意他上前来。
“把记录本给他看看。”
马山指着笔录本对刘仕怡说道：“你自己再仔细看看上面写的，我们记的和你说的能不能对得上，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疏漏或者记错的地方？”
刘仕怡脸上露出了几分尴尬的苦笑，他对着马山连连摆手。
“我这就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我哪认识这上面写的是啥天书啊！”
他一边说着，一边抬头看了看头顶那依然毒辣的太阳，脸上的烦躁情绪越来越明显。
“再说了这大晌午，我老婆做的饭早就熟了，就等着我回去吃呢。”
“要不你们跟我去村委会唠去？”
“村委会里起码有个风扇，咱坐下来慢慢聊行不？”
“这大太阳底下，站着实在受不了啊。”
“行了。”
马山摆了摆手，打断了刘仕怡的牢骚。
“那我让民警读给你听。”
马山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你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如果你觉得没问题，在上面签个字按个手印，你就可以回家吃饭了。”
按照公安机关办案规定，询问笔录做完是必须给被询问人查看的。
这是为了确保笔录内容的客观性和准确性，防止记录人员在书写过程中出现记录错误的情况。
在确认无误后，还必须要附上对方在每一页的签名，只有这样这份笔录才完成了所有程序，算是一份具有法律效益的证据材料。
可现实往往骨感。
遇到刘仕怡这种完全不识字的农村人，你把笔录塞给他，就等同于给了他一张废纸。
在没有录音录像设备进行同步固定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程序的合法性，马山也只好采取这种最原始的办法，让民警逐字逐句地读给他听了。
“读吧。”马山转头对那名年轻民警下达了指令。
年轻民警点了点头，他翻到笔录的第一页，清了清嗓子，开始在这烈日底下，大声地朗读起来。
“询问时间：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
“被询问人基本情况：刘仕怡，男，汉族，五十四岁……”
民警的声音很洪亮，但很快就被蝉鸣声给吞噬了。
刘仕怡站在一旁，眉头紧锁地听着。
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在这样高温环境下，哪怕只是站着不动，体内的水分都在快速流失。
更何况还要扯着嗓子大声朗读。
没读几分钟年轻民警就觉得嗓子里像是在冒烟一样。
江源很有眼力价的默默递过去了一个水壶，顺便收获了民警一个十分感激的眼神。
稍微润了润嗓子，民警重新捧起笔录本，接着往下读。
就这样，一份几页纸的笔录硬生生地读了十几分钟才终于读完。
“……以上记录，我已听警方宣读，记录属实，与我说的完全一致。”
民警读完了最后一句，终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他感觉自己的嗓子已经快要冒烟了。
“听明白了吗？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吧？”马山看着刘仕怡，最后确认了一遍。
“对，对，对，就是这个理儿，一点儿没错。”刘仕怡这下是真的一分钟都不想多待了，连连点头称是。
民警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印泥盒，抠开盖子。
“在这儿，还有这儿，签个字。”民警指着笔录最后的那几条横线。
刘仕怡搓了搓手，显得有些局促：“我真不会写字啊，警察同志。”
“不会写字就按手印。”马山说道。
刘仕怡如释重负，赶紧伸出大拇指按了按。
“行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吃饭吧。”马山看着笔录上那一个个鲜红的指纹，对着刘仕怡挥了挥手。
刘仕怡如获大赦，连一句客套话都没顾得上说，逃也似地顺着土路朝着村子里面走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了视线尽头。
一直站在旁边没有怎么插话的魏志国此时走上前来。
“马支，刘仕怡这边也问不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接下来还需要我们怎么做？”
“我想的是多问几个村民，多跑几户人家。”
“这案子既然查到这儿了，必须要把乔红的事情弄个一清二楚！”